日光长远，志向远大

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把钱看得太重。生活中，人应该有更长远的目光，应该有更高尚的追求，应该“道义当头，志向远大”。

萧何曾任沛县功曹，他勤奋好学，思维机敏，对历代律令很有研究，并好结交朋友。刘邦当时是小亭长，他平时不拘小节，经常惹事。萧何曾多次为他解围，后来，两个人结为生死之交。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萧何和曹参、樊哙、周勃等人商议形势，和早已起义的刘邦开始联系。当时的沛县令也想归附陈胜，以保住官位，就和萧何、曾参商议。萧何建议重用刘邦。他们到芒砀山找到了刘邦。当他们回到沛县后，县令却变卦，扣押了萧何。刘邦知道后大怒，带兵打回沛县，杀县令，救出萧何，与之共谋大计。萧何向众人宣布，公推刘邦为起义的首领。

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率军由蓝田至霸上。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至此，秦灭亡。

刘邦率军进入咸阳，将士们大都抢掠金银财物，刘邦看到秦宫中华丽的装饰、成堆的金银珠宝，还有一群群的美女，也不觉飘然起来。

唯独萧何，进入咸阳后，一不贪恋金银财物，二不迷恋美女，却疾如星火般地赶往秦丞相、御史府，将秦朝有关国家户籍、地形、法令等的图书档案都收藏起来，待日后查用。萧何这样做，使日后刘邦对于天下的关塞险要、户口多寡、强弱形势、风俗民情等等都了若指掌。

萧何采取一系列措施，协助刘邦收拾关中的残破局面，一方面重新建立已经散乱的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安抚民心。萧何先颁布法令，建立汉朝统治秩序和统治机构，修建宫室、县城等等；又开放原来秦朝的皇家苑囿园地，让百姓耕种，赐给百姓爵位，减免租税等等，并让百姓推举年龄在五旬以上、有德行、能做表率的人，任为“三老”；再选各乡里的“三老”为县“三老”，辅佐县令，教化民众。

在楚汉相争的关键时期，萧何坐镇关中，刘邦把关中事务全部托付给萧何。萧何征发兵卒，运送粮草，供应汉军；侍奉太子，制定法令规章，建立宗庙秩序。事项报于刘邦，刘邦总是允许萧何照办，也可先行再报。刘邦几次战败，萧何每次都征发关中兵，补足汉军缺额。刘邦因此得以重新振作，多次转危为安。

公元前203年，项羽因连年战争，陷入兵尽粮绝的困境。而汉军因萧何坐镇关中，不断输送粮食兵力，拥有了兵强粮多的好形势，最终逼得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在萧何独具慧眼，不贪钱财，却“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这件事上，古今都有定评。北宋著名词人晏殊对此曾经这么说：“周公辨九州之土壤，以奠民居；萧何收天下之图籍，以定帝业。”可见，萧何志向远大，对刘邦“定帝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古往今来，富贵功名是大多数人都想要的东西，但是如何得到，却有一定的原则。如果目光狭隘、志大才疏，那是干不成大事的。

当然，贫贱是人们不想面对的，但摆脱贫贱也一定要遵守道义。真正的君子宁愿安贫乐道，也不会不择手段地去攫取荣华富贵。

伯夷是商朝时期孤竹国国君的长子，他有两个弟弟，最小的弟弟叫叔齐。伯夷的父亲有意立叔齐为继承人，伯夷的父亲死了以后，伯夷为了遵从父亲的遗愿，就从孤竹国出走，好让叔齐即位，而叔齐尊重嫡长子继承制，非让哥哥即位，于是也出走了。孤竹国人没有办法，只好让伯夷的另外一个兄弟即位。伯夷和叔齐兄弟俩后来重逢，为了躲避商纣王的暴政，就隐居在北海之滨，后来听说周文王善待老人，兄弟俩就一起投奔西周，在半路上碰到了周武王伐纣的大军，才知道文王已经死了。两人极力劝武王不要伐纣，没有成功，后来周灭商，兄弟俩发誓不食周粟，于是到首阳山采野菜为食，最后，伯夷和叔齐为了表明心志，绝食而死。从孔子到孟子，再到后世的士大夫，都将伯夷兄弟看作孝、悌、忠、廉的典范。

目光长远、志向远大的人能坚守正义的本真，能坚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底线，他们也能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质。

其实，人生最大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一个人目光长远，志向远大，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是最大的幸福。贫富不是区别人高下的标志，只有理想才是鉴定一个人是否优秀的“准绳”。

每个人生活的轨迹和所处的环境都有所不同，不要过分地苛求自己的生活条件一定要比别人强，也不要在自己穷困落魄时自暴自弃，而要有精神上的信仰和内心的追求，保持良好的道德操守。

人要学会把握自己。比如，面对贫穷、不如意的生活要奋发进取，改变不良境遇，在穷途末路的困境中要看得开、想得通，在愤愤不平、深陷痛苦的时候，要静下心来，激励自己摆脱困境，在生活中坚定地不断努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