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的割裂

一、关系的割裂

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人的重要内容。在现代社会中,任何社会成员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也受诸多社会关系的作用和制约。这些社会关系和人们对这些社会关系所持的态度和行为,是由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期形成的,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些社会关系,并且受它们的规范和制约。人的群体关系对人的产生、生存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人依赖而且离不开社会的群体关系。技术对人的群体关系的破坏主要表现为技术对家庭、利益、权力等方面关系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1．家庭关系的混乱

家庭关系的混乱是人的群体关系受到破坏的重要表现。家庭是人与人之间最稳定的联系,传统的家庭关系是由生理和血缘关系确定的。人类长期发展,人们已接受了这种由人的生育和繁衍活动而被确定的夫妻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并按照这种关系履行自己的义务,规范自己的行为,使社会的思想和行为都有自己的秩序。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技术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使人类的这种稳定的生理和血缘关系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克隆技术、人工授精技术和基因组合技术等对人的身体产生破坏作用,这些技术的破坏性不仅表现在这些方面,而且它们对于人的家庭关系也有很大的破坏作用,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家庭关系问题。如单亲家庭问题、多亲家庭问题、父母与子女的年龄差别问题和未婚生育问题等。现代医学技术在生殖方面出现了人工授精、体外受精和无性生殖等技术,可以代替人类自然的生殖过程。正是这些技术活动的实施,导致了以上家庭问题的产生。人们经常听到的克隆技术如果能在人类的生育上得到成功和普遍适用,则在生育和血缘关系上的单亲家庭问题将成为现实。无性生殖技术则破坏了人的自然生殖过程。无性生殖是遗传工程的一个内容,是用细胞接合技术,把一个供体细胞核移植到去掉核的卵细胞中,使卵分子分裂发育成预先设想的个体,人们把它称为细胞核移植。用这项技术可以对人类进行无性生殖,所产生的个体与供体在遗传学上是同一的,新生的个体的遗传性是人类中某一个体的基因类型的复制。应用这种技术,女性既可以提供卵细胞,又可以提供供体细胞核,两者结合繁殖出来的后代可以说是只有一个单亲的个体人,这种“亲子关系”同自然生殖的“亲子关系”更是有极大的不同,人们在伦理关系上受到了更大的破坏,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将更为复杂和难以解决。

在人工授精技术中采用异源人工授精,即对某个女性采用非夫妇关系的另一个男子的精液进行授精,这样出生的孩子会有两个父亲,一个是提供精子的遗传父亲,另一个是对其养育的家庭父亲。这显然对于现在正常的只有一父一母的“亲子关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再看一下体外受精技术,情况更为复杂。通过技术手段取出妇女的卵子,在体外同男子的精子结合,待受精卵子发育到一定阶段,再植入女子的子宫,继续发育成为胎儿,形成所谓“试管婴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受精卵移到提供卵子女性的子宫内,也可以移植到另一个女子的子宫中。如果将受精卵子移植到非提供卵子的另外女子的子宫内,这样出生的孩子就会有两个母亲,一个是遗传的母亲,一个是生育的母亲,这更与现在正常的“亲子关系”相异。如果采用不同男子的精子进行受精,出现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会出现多种“亲子关系”的情况,形成了典型的在生育和血缘关系上的多亲家庭问题。技术发展出现的这种状况对人类伦理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破坏,人们在观念和心理上都是难以接受的,而且还将造成许多社会问题。

2．利益关系的破坏

这里的群体利益关系是指人的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这种分配关系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尤其是受技术发展影响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利益关系也是阶级利益关系。在人类早期的原始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是比较合理的,在利益上不存在剥削的问题。这里所说的群体利益关系受到技术的破坏主要是指,由于技术的发展导致阶级的产生,并由此导致了阶级间剥削的产生。所谓阶级,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处于相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由于社会各方面的差别导致各群体的利益不平等,使阶级得以存在。阶级的存在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是一个障碍,而阶级关系的对立对于人的存在和发展更是有害的。

首先,由于技术的发展导致阶级的产生。从社会发展的历史可知,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导致了阶级的产生,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技术发展的结果,可见技术的发展是阶级产生的基本根源。其次,由于技术的发展使阶级关系产生对立。在阶级之间的关系上,最根本的冲突是剥削,自从阶级社会产生后就出现了剥削,如果追问阶级和剥削产生的原因,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技术活动的发展。由无阶级社会过渡到有阶级社会,主要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劳动产品有了剩余,而技术发展和应用对促使生产力水平提高起了根本的作用,这种作用在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物质利益的同时,也促使人类产生了阶级,出现了阶级剥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这种意义上说,技术负效应古已有之。

在现代社会初期,资本主义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在这个时期,技术负效应在阶级矛盾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技术已成为阶级剥削的有力工具,资产阶级利用技术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了较为残酷的剥削,使无产阶级更加贫困,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每天从事高强度的劳动,生存境况十分悲惨。马克思正处于这个时代,他对于技术的这种负效应的表现进行了专门的揭示和讨论。马克思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首先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8]马克思还看到了,正是由于机器成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不仅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更加贫困,还导致了作为社会劳动者的工人的异化。“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11]由此可以看出,在历史上,技术导致了阶级的产生和阶级剥削的出现,而直到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依然是阶级剥削的有力工具。

3．权力关系的变质

如同群体利益关系一样,在技术的作用和影响下,人的群体权力关系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技术对人的群体权力关系的破坏主要表现为统治的专制性,以及统治专制性形式的变化。在原始时期,社会是无阶级社会,人类群体的权力是平等的,权力活动是一种民主的形式。虽然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生存条件恶劣,但是从人的权力关系来看,还是比较理想的,没有人压迫人的现象。然而,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导致人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使劳动产品有了剩余,导致阶级的产生。由于一定的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于是就上升为统治地位,对没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实施专制

性的统治。也就是说,技术导致专制性的统治。在现代社会中,技术负效应还表现为对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的不良影响,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使政治统治的方式具有潜在的强制性。应当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导致社会民主程度不断加强。但技术也同样发挥着相反的作用,因为技术对社会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直接的作用,政治的技术化从思想上对人们产生了很大程度的控制,使政治民主不能充分地发挥,社会价值也不能得以更好地实现。法兰克福学派对这方面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在技术对政治统治的影响问题上,它的代表人物——著名哲学家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已取代了统治理性。在他看来,“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了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个历史社会的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31]224,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从马尔库塞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技术活动本身就是以技术自身的理性,不仅设计和控制着自然,也设计和控制着人和社会,而且,这种控制和设计以理性的强权让人们难以违背。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更深刻的看法：“那种引导人们不断地、更加有效地去控制自然的科学方法,借助于对自然的控制也为人对人的不断地变得更加有效的统治提供了纯粹的概念和工具……。今天,统治不仅借助于技术,而且作为技术而永久化和扩大;而技术给扩张性的政治权力——它把一切文化领域囊括于自身——提供了巨大的合理性。”^[35]41-42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这种统治是极为有害的。“我试图指出的是,科学依靠它自身的方法和概念,设计并且创立了这样一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中,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始终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的发展趋势对作为整体的这个宇宙产生了一种灾难性的影响。人们用科学来把握和控制的自然,重新出现在既生产又破坏的技术装备中,这种技术装备在维持和改善个人生活的同时,又使个人屈服于(他们的)主人——技术装备。”^[35]43哈贝马斯还提出了技术所导致的这种政治统治的强制性问题。他指出：“现在,我想用政治意志形成的坐标系再一次重新阐明(技术进步与社会的生活世界)这个问题。下面,我想把‘技术’理解为对对象化过程的科学上合理的支配。因此,我说的系统是研究和技术与经济和行政管理赖以构成一种反馈关系的系统。其次,我想把‘民主’理解为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普通的和公开的交往形式,而普遍的和公开的交往涉及的是这样的一个实践问题：在人们支配(自然的)力量不断扩大的客观条件下,如何能够和愿意彼此生活在一起。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技术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即如何把人们所掌握的技术力量,反过来使用于从事生产的和进行交谈的公民的共识。”^[35]91-92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已经意识到了在技术背景下社会民主所受到的限制。在他看来,“在物质的生活条件的科学控制和民主的意志形成之间,在所有阶段上都可能出现矛盾,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从哲学上看就是,社会主义者从来不曾想到(后来出现一种)专制性的福利国家,即会出现社会财富有了相对保障但却排除政治自由的国家”^[35]92。哈贝马斯认为,在技术化的社会政治中,民主的意志几乎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科学化的政治的技术统治论模式却维护这种要求。当然,把政治统治还原为合理的行政管理,只能被设想为以全部民主为代价。当政治家严格地服从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时,行使政治职能的公众社会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使行政人员获得合法地位,并对被任命的干部的专业素质作出判断。但是,在具有相同素质的情况下,相互竞争的领导集团中究竟哪一个领导集团来执政,原则上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工业社会的技术统治论的行政管理,使任何民主的意志形成变为没有对象的东西。赫尔姆特·舍尔斯基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人创造的客观规律性——科学和劳动,代替了人民的政治意志’。”^[35]103-104围绕着技术发展与政治专制的关系问题,哈贝马斯还认为,政治的技术化为专制的政治提供了条件,“技术统治论者梦想让政治决断只由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性的逻辑来指导的企图,可能给政治决策人独断专行的口实。这就是围绕着技术统治论的合理性而产生的一个未能获得解决的实际问题。”^[35]11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