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特别是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那么，怎样才能处理和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呢？我们党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针和方法。

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和方法来处理矛盾，这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决定于矛盾的性质。由于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所以，总的来说，党主张用和风细雨的办法，用民主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一）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对于是非问题，采取民主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反复强调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总之，“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但是，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学习和有秩序地生活，需要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所以，“为着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20] 。刘少奇也指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小民主，小小民主的办法”。人民民主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外，社会主义民主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割的。法制作为一种约束手段，既可以用来解决敌我矛盾，也可以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指出：“法制不一定是指专政方面的，人民内部也要有法制，国家工作人员和群众也要受公共章程的约束。”他还要求充分发挥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功能，认为这个机关“对敌人是专政机关，对人民内部来说，要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关”^[21] 。

（二）切实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运用经济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虽然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是，无论是干部同群众之间，还是工人同农民之间，以及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差别。这种利益上的差别，不可避免地引发和加深了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干群之间、工农之间的矛盾。而且，不少共产党员还存在着闹名誉、闹地位，争名夺利的思想，把个人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矛盾。”^[22] 所以，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利益上的矛盾极为关注。而解决这种矛盾的最好方法，就是更多地关心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毛泽东在讲到合作化问题时指出，合作社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对此，“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23] 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都不宜过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24] 。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无论如何，“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25] 。

刘少奇在分析群众闹事的原因时指出：“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都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例如，有些领导干部生活待遇太高了，房子住得太好了。合作社主任劳动日多计了一点，自己的亲戚朋友本来不该记的劳动日也记了。厂长、厂党委书记和团委书记的奖金多分了，还把亲戚朋友送进厂里，等等。群众“对这个分配关系就不满，而且最后就闹事”。所以，刘少奇要求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个人的收入，改善个人的生活，这是完全正当的和必要的。”但是，在我国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利益问题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得到更大的发展以后才能解决”。因此，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不断解决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过程。二是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护与增进工人群众和一切劳动群众的利益，包括日常切身的与根本的，个别的、部分的、暂时的与整个的、长远的利益在内，不独是一切共产党员的责任，而且是共产党一切斗争、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他要求在工会里工作的共产党员，“务必最周密地关心工人群众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福利，即使是最微小的事情，也必须予以关心”^[26] 。在这里，刘少奇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也是不断解决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过程”的看法，是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原理的一个重要观点。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但是，“双百”方针提出之后，一些知识分子发表了在不少党员干部看来是不适当的“怪议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和处理好文化界和科学界的是非问题，对执政党来说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新课题。在苏联，斯大林通常把文艺和科学上的是非之争上升为政治问题，片面强调文化领域的斗争性，忽视统一性。20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界开展了一场大批判运动，把矛头指向著名哲学家德波林及其学派，开了社会主义国家文化领域大批判的先河，在全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不稳定。所以，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否认对立统一的观点。他说：“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27]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因此，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学术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防止经常发生压制合理意见的情况，毛泽东强调说，对于科学和艺术上的是非问题，“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毛泽东一再指出，不能采用简单的方法来处理，否则，“不但不会收效，而则非常有害”。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28] 为了准确地判断人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毛泽东提出了六条标准，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要维护团结，而不是损害团结，凡是符合这些标准的科学和艺术活动都是有益的。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处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关系的重要方针。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共产党必须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对此，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各党派互相监督，就是指各党派互相提意见，相互批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所以，有了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更为有利。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指出：“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29]

（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不可少的方法。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这种新的社会制度表示赞成。但是，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表示怀疑或不欢迎社会主义。另外，苏联、东欧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反响。这样，“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30]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因此，必须解决好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问题，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运用、发挥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7年初，毛泽东在多种场合下论述了正确处理知识分子内部矛盾的问题。加强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方法。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中间之所以会出现不稳定的因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关心政治，不谈理想，“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知识分子要在思想上和政治有所进步，“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31] 。

如前所述，群众闹事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在利益冲突面前，不少群众只注意到眼前的、局部的和个人的利益，看不到长远的、全局的、集体的利益，而且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也缺乏认识，希望在较短的时间里就能够改变落后的面貌。因此，“需要在群众中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32] 。这就是说，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防止和解决群众闹事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33] 鉴于少数人闹事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群众缺乏教育，毛泽东强调：“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34] 因此，他要求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都要亲自出马做思想政治工作。

刘少奇也指出，人民内部矛盾中有许多是思想认识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做好耐心、深入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民群众内部有不少的政治思想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解决这些问题，是不会发生闹事的。”^[35] 他认为，群众在闹事中提出的要求，大部分是合理的，一小部分是不合理的。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应该给予满足。对不合理的要求，应该向群众讲清楚道理，做好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五）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发展，又面临着种种困难。毛泽东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是粮食问题、灾荒问题，还是就业问题、教育问题，“都要从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中国有六亿人口，我们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都必须从这一点出发。“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例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工厂，总要有个安排。毛泽东特意强调，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其目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的比较少。”^[36]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政策的提出，是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成果，对于党的事业同样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在阐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的意义指出，如果我们采取了这些方针，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