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与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努力

四、实现中国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与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努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大胆探索与创新，逐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在战略步骤上，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和优先发展科技与重工业的重要思想。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要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53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又提出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周恩来就此曾指出，如果不能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中国如果不能工业化，农民的生活有什么办法能够进一步改善，乃至走上社会主义彻底改善呢？^[52] 可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使中国摆脱近代以来贫穷落后的基础性任务和战略目标。1954年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53]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54] 这是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第一次提出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构想。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推进，毛泽东的视野进而扩展到科学技术方面。1957年，他两次提及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将“现代科学文化”纳入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框架中。此后，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提出了要把国防现代化也列入国家现代化的内容里。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本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55] 1960年2月，周恩来在一次发言中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这就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勾画出壮阔的发展前景和宏伟蓝图。

1964年，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党中央提出分为两步走，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入探索和对中外发展经验的总结，通过反复权衡和深思熟虑，最终被确定下来。此后的历史发展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四个现代化”成为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中国共产党是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如何发挥好执政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保证党的先进性，与时俱进地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执政能力，保证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不间断地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就成为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新中国建立前夕，面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党组织的种种复杂情况，党中央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及时做出富有预见性的科学决策，提出在全国执政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指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方向。为扭转革命胜利后党组织大发展所带来的思想作风不纯问题，以及老党员、老干部中一些人由骄傲自满发展到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消除其在群众中的不良影响，提高党员素质，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党中央于1950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历时半年的整风运动，整顿了干部的思想作风，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觉悟。在此前后，党还加强了全党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接着，为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整党工作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在此进程中，党中央适时地把整党与“三反”、“五反”运动结合起来，着重批判与处理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受贿等腐化堕落行为，并于1952年初处决了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等大贪污犯，引起全国震动，收到了极大的威慑效应。通过这场斗争，教育了干部、党员和人民，荡涤了旧社会的封建遗毒，树立起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良好社会风尚，增强了党的肌体抵御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能力，提高了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这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是严惩腐败的良好开端。1954年，针对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七届四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在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中进行了一次维护和增强党的团结的教育。在此前后，中央还决定在两三年内对全国干部进行一次细致的审查工作，以进一步促进党的队伍纯洁化。为保持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克服官僚主义，保证政令畅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制度性措施，于1952年前后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加强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制度建设。纵观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七年时间里，党以励精图治的进取精神，从思想、组织、作风和理论等诸多方面加强建设，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决反对和惩治腐败，加强党内外监督，注重制度化建设，表达了“决不做李自成”的坚强决心，交出了一份合格的“赶考”试卷。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自身状况和历史定位也有了巨大变化。党的执政地位得到极大巩固，全国党员和党组织规模获得长足发展，党面临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和目标。这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新的课题，使党面临新的历史考验。中共八大以对加强执政党建设这一历史性课题的高度重视和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构建，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八大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党的领导并不是包办一切。这标志着党对执政党领导权认识的一次深化，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的发展。为了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八大强调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包括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八大把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作为执政党必须着力解决的历史任务。八大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个党员的神圣职责。八大还对党员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对党员条件作了一些新规定，扩大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总之，党的八大着重在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提出了诸多新思想、新方针和新设想，初步形成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执政党建设理论。

从1956年下半年起，伴随着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安，加之经济建设中积累起来的冒进情绪，导致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某些紧张状况，全国发生一些罢工、罢课和闹退社等群体性事件。毛泽东分析，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或经济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些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在此思想指导下，1957年上半年党中央发动了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希图通过整风，达到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由于毛泽东对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整风运动迅即演变为反右派斗争。

进入60年代，面对严峻的经济社会形势，中央决定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为着力点，实施全面调整。1960年6月，毛泽东写就《十年总结》一文，从认识论的高度，概括了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演进，分析了其间的利弊得失，从中引发出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毛泽东指出，要学会驾驭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就必须实事求是，获得“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并提出了调查研究的任务。这标志着党的思想路线向正确方向的回归。1961年初，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深入实际，投入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这次调查研究对于恢复党的思想作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9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全党各级领导干部，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式，普遍进行一次轮训，以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某些片面性的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右或“左”的错误；帮助干部自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增强党性。同时，全党还进行了重新教育党员的工作，至1962年底基本完成，对于提高党员、干部思想觉悟，改进干部作风，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承继党的八大，对执政党建设经验做了又一次比较大的探索和总结。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供的书面报告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讲话，蕴涵着丰富的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和经验。这主要是：执政党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坚持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必须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严格党的纪律，健全党内生活，加强党的监察工作。这些执政党建设经验，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的情况下得出的，富有鲜明的针对性。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对各级监委提出了更高要求，进一步完善监察机构并加强其职能。全会还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并作为一项制度加以健全和完善。10月25日至12月8日，中央组织部召开组织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讨论了党的组织工作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执政党必须永远注意加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动后，全国还开展了整顿基层党组织的运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城乡基层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解决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等问题，对于打击贪污盗窃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邪气，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国家和社会全局的重大问题。自反右派运动后，党的建设一度陷入正确与错误交织、清醒与迷误共存的矛盾状态。党没有深刻认识到正确定位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对党的建设所产生的实质性影响，没有正确地认识和实施党内民主。这种不健康状况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指导下，开展了以思想上整顿和组织上“吐故纳新”为主要内容的整党建党运动，使党的建设遭受到严重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