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五成员

1970年，妈妈三十九岁，正是风华正茂好光景。来到农村，从城里带来的浅腰高跟鞋、白底黑圆点的裙子、彭迪莎短袖没机会穿了，取而代之的是塑料底布鞋、藏蓝色长袖外衣、黑色裤子。没心情烫发、卷发，直发剪得短短的，三梳子就搞定，每天下地扣着一顶草帽，让人什么也看不着。

妈妈常常拎着一个人造革黑皮包到县城去，到水库去，到三泉镇去劳动、听报告，40里路、30里路、20里路，不管多远，交通工具就是一辆破旧的男式自行车。上坡、下坡，清晨、夜晚，妈妈为了我们三姐弟的安全，一直保证当天去、当天回，风尘仆仆，精神百倍。

那时候，我家养了只小猫。小猫太挑食，除了红薯，别的不吃，肚子一饿，不分昼夜，喵个不停，搅得家人不能入睡，全家人都同意不再养它，交由妈妈带出去遗弃。一大早，妈妈把小猫装在人造革黑皮包里，骑车离开村子跑了很远，断定猫儿再也找不回家，在公路边荒远处，把小猫丢在蓄水涵洞里。

一整天过去，晚上妈妈干完活儿骑车回家，路过涵洞，自行车震动路基声一响，妈妈就听见“喵喵”叫声，低头一看，那只小猫还在那里仰着头等她呢！妈妈心一软，又把小猫带回家。

我那时就想，妈妈费尽辛劳，她一定有个心愿，等到儿子晓莱也会骑自行车，可以放心地坐在车子的后座上，像别人家母子那样，用一辆自行车也带着她到处跑，那时就满足了，她就可以开始大笑了。

1970年，外婆六十七岁，已经到了不能蹲厕的年龄。一个湖南老太太，过了几十年荣华富贵好日子，一日之间突然打入地狱。几十年生活动荡，居无定所，一辈子没积蓄，两手空空，心酸多于幸福。外婆跟着我们到山西农村，很难融入黄土高原的生活。黄土高原上，没她爱吃的大米，就算有一点白面，也显得格外金贵。食油罕见，在山西吃粗粮多，吃红薯、山药蛋多，尤其是她装有四颗假牙，最不愿意吃小米干饭，一吃就面露难色，饭量锐减。小米蒸饭，口感干散，没有水分、没有油量，吃在口中像无数只小蚂蚁到处乱钻，难以吞咽。外婆中午吃了小米饭，那些米粒卡在假牙里一下午都清理不净。

小米、红面、窝头，在老年人肠胃里难以消化，排便绝非易事。农村厕所，是那种缸埋入地下、上架一副踏板、残墙低围、裸露天光、男女通用、阳天熏鼻、雨天打伞的旱厕。孩子好说，遇上内急，不管三七二十一，冲将进去。可是老人就蹲不下来了，即便蹲得下来，踏板悠扬，砖头移位，容易摔倒，衣衫浸湿。

外婆有一只专用高腰痰盂，平时放在院子里的竹片鸡棚里，老人排便，在痰盂里先存一点清水，坐在上面，为驱赶臭气还要燃一支烟。小孩子在院子玩闹，若看竹片缝隙里有烟头火星，一闪两闪三闪，好比暗号，我便会连忙把伙伴借故引开，不去影响老人出恭，免得两厢难堪。

那个时候，即便是有过上海、重庆、成都大城市富裕生活经历的外婆，由于家道中落，再也达不到使用卫生纸的条件。我们三个孩子用完作业抄本，不丢不卖，而是由外婆撕下来，一沓子一沓子，留着解手用。老人躲在竹片鸡棚内，一支香烟吸半截，留半截，然后腾出两手同时用力，刻意揉搓抄本纸，十下、二十下、三十下，劣质抄本纸很难被驯服，用它对准皮肤，一擦一抹，必是生疼。现在想起来长眠地下的外婆在我家住时，上厕所没有卫生纸给她用，真抱歉。

1970年，三姐小波十三岁刚过，豆蔻年华，知道爱美。她喜欢编辫子，中分一条白线头皮，头发长长短短，在辫梢的最后找齐。常年如此，无法创新。唯一变化的是塑料头绳颜色，红的、粉的、黑的、蓝的、绿的……每天不同。小波最喜欢和村里人各方面比肩看齐，在穿着习惯上找共性、搞同一，村里女孩有条件穿什么她就力争穿什么。别人穿蓝裤子，她就坚持穿蓝裤子，下雨天农村女孩没草帽，就在头顶盖一块枕头毛巾，小波就要舍弃草帽，依样画葫芦。小波有心思，不张扬、暗使劲，喜欢组织同学干这干那，自得其乐。

1970年，晓荔姐姐十二岁不到，最喜欢照镜子。她有一把伴随终生的小提琴，走哪带哪，回回不落。村民没见过这罕见洋乐器，拥有它的人无形中比别人提升了一个档次。晓荔的小提琴，琴身婀娜、琴弦服帖、琴弓相伴、琴盒丝绒、松香黄亮、琴谱复杂、定音器闪光……小提琴和中国胡琴，不可同日而语。四根弦和两根弦拉奏出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小提琴声音丰富，演奏出来不似京胡、二胡、板胡、大阮、小阮、笛子、扬琴那般狂响刺耳，令人心存妄想。晓荔六岁练琴，刚练的时候真难听，拉久了，练熟了，找到了感觉就真好听。吕梁人叫它“老陈家的洋胡胡”，一沾胡琴边儿，就破坏了小提琴的神秘性。

1970年，我九岁，懵懂少年，不懂事，也很犟，常被小波训斥：“在外是鼠，在家是虎”、“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早把你看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