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回家

陈维中，我的外公，四川隆昌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63年，他作为第四批国民党战犯——国防部军需储备司令部少将专员，被共产党特赦（同时释放的还有康泽、谷文化等人），从重庆战犯管理所释放，坐火车来到我家。

在火车站，我们全家人去接他，他没有什么行李，唯一家什就是手里提着的竹暖瓶。那时他六十八岁左右，胡须剃净，白发整齐地向后梳，眯缝眼有光亮，脸上的皱纹不多但很长，人很瘦，腰肢笔直，衣服里有垫肩，上衣袋别着一支金笔，不戴手表，手很暖和，皮肤很软。语调温和而庄重，不高声说话。

那神态，哪儿像是在战犯管理所关了十年，倒像是归国华侨、海外商贾……我们几个小孩完全没有监狱概念，只觉得外公从远方归来了。

外公祖上是明朝时从广东、广西“填川”填去的四川人。李自成动乱时期，张献忠把读不出“六”（四川人把六读作“陆”）的人都杀。那时节，四川各地户户空门，人丁稀少，地里半熟庄稼没有人收割。四川周边

的人都往天府之国移民。新来的外地人，见到空房子就住，像十四世纪英国人圈地运动那样圈占土地粮田，只要用木棍插一圈标志，系上绳子布条就算数。据说，外公祖上挑着担子，走了不知多少日，某天，天色将晚，随意推开未上锁的一个宅门，住了下来。第二早起来一看，东厢房全是稻子，西厢房全是布匹。原来是个大户人家！房子主人死了或者逃难去了，外公家就这样在四川发达起来。

外公一生爱国，曾追随孙中山，希望实业救国，属于亲近共产党的红色资本家，至少应该算民族资本家。他曾经在马来西亚（时称南洋）学习纺织，回国后，在荣毅仁祖父开办的上海申新纱厂里当工程师。后来当了南昌申新纱厂的技术厂长，吃干股，分红利。他组织拍摄过中国第一部介绍丝织原理的纪录片。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全民抗战总动员，他负责的重庆申新纱厂分厂被划作国民党被服厂，为前线将士制造被服、军装。外祖父加入国民党时间比较早，1945年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他大概是属于那种从来没有摸过枪、打过仗的将军。

临解放，外公带夫人及六个孩子去台湾，但被好友胡厥文等劝阻。胡公坚持民主立场，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正不停奔波，劝说一些进步资本家留下来护厂，把工厂完整交给必将到来的新生政权，以此将功补过。再说申新公司老板荣德生已决定不去台湾，外公便留下来，还把自己两个侄子当作护厂队队长使用。

1950年冬天，外公护厂有功，被荣老板调入成都任蓉新纱厂厂长，他还被选为农工民主党市委委员，参加川西省人代会，到北京、天津参观。

1951年春，外公突然以“国民党战犯”和“反革命”的罪名被捕，成都桂王桥西街带花园凉亭的大院子一夜被封。两个护厂队长顷刻遭枪决，外公被判无期，一个家庭眨眼间土崩瓦解。

从家中老照片上看到，1949年以前，外公一家，家境殷实，住小楼，有小汽车，有奶妈，有勤务兵，大人、孩子时尚不落人后；冬有棉、夏有裙，头戴鸭舌帽，足蹬高跟鞋。成年人看电影、听京戏、打麻将、游泳，孩子们都有书读。儿童三轮车、照相机、留声机，一应俱全。外公、外婆结婚的那个时代，女人最大的任务便是传宗接代，可外公居然送外婆到上海艺专读书。

风云突变，政权更迭，一旦打翻在地，就再没有翻过来的时日了。

我想，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的斗争是无比残酷的，胜者为王败者寇，谁也不能违背。历代王朝统治者，都把对王权造成威胁的行为定为十恶不赦之大罪。国共为敌，你死我活，搏杀之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外祖父作为敌对方军需后勤保障人员，是战斗人员使用的被子、服装、鞋帽的主要供给系统的管理者，战争一旦结束，胜利者便以战犯罪名来一一清算，必不可少。

我手头保存着1963年4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面登载着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特赦国民党第四批战犯的名单”。名单总共有35个人，“国防部军需署储备司令部少将专员陈维中”名列其中。他在监狱里自食其力，劳动学习，和亲人音信全无。释放了，不论精神层面有多大压力，能和家人团聚，有一定自由，毕竟是件高兴事。

释放后，我家有一间小里屋，外公、外婆老两口分床住。外公很少称呼外婆名字。只有一次看电影，在黑暗中外公呼叫外婆的“字”——蔡琴。

妈妈兄弟姐妹六人对外公的情感差别很大，年龄越小，得到父亲惠泽越少，对父亲抱怨越多。解放初，以出身论英雄，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年轻人，无论你付出多少，皆受歧视。为减轻思想负担，摆脱出身不好对前途的影响，六兄妹填履历表，在“籍贯”一栏里一概不填外祖父籍贯“四川”，而填写外祖母籍贯“湖南”。为了生存，乱填籍贯的现象，在中国不只我们一家。

因为血缘关系，隔辈亲，我们几个外孙和老人没有一点隔阂。外公回来后，我们成天依偎在他身边。外公自己动手打竹帘子，吊线木锤子自己做。外公从四川给我带了一双“嘎噔嘎噔”响的漆木拖鞋，让姐姐们羡慕不已。外公喜欢读报、剪报。他喜欢我，总带我玩，三四岁时外公就教我用毛笔在报纸上描红写大字。他躺在竹躺椅上，我就骑在他肚子上，外公手握我的胳膊时，牙关紧咬，“咯咯”作响。

外公特赦后，定期向市政协、公安厅书面报告，每月领40元生活费。他有空儿就带我们三姐弟养鸡、挖野菜、打煤糕。若家里来客人，他微笑待客，言语不多，更绝口不提解放前和战犯管理所的事。

有一次，有人来家里外调他与郭沫若在国民政府三厅任职的事情，外公动了气，还拍了桌子：“我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怎么能乱说？”见此情形，我们几个小孩子都吓得躲到后院去了。

1969年外公去世，七十三岁。他生病住院，社会上整天集会，大街上全是人，锣鼓喧天，彩旗招展，我随外婆探病总需穿过游行队伍，步行去桥头街医院。不幸消息传来的那个早晨，我和外婆在一个被窝里。听到噩耗，她没起床，而是在被子里埋起头，“嘤嘤”地哭起来。

妈妈说，十几个人一起火葬的，就没有把外公的骨灰拿回家来。

三姐小波说，外婆刚去世那些年，她总梦到外婆，外婆诉说自己冷、没有钱花。1996年，外公、外婆合葬在成都双流黄龙溪岷江边。小波又说，从此梦里外婆来得少了。即使来，也不再说那些苦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