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潭印象

日月潭印象

在台湾成功大学参加几天的学术交流和研讨会以后，岛内图书资讯界同仁邀请大陆学人到日月潭观光游览。日月潭在台湾本岛中部的南投县，位于台中市东南约60余公里的丛山环抱之中。这儿是高山湖泊，被誉为山中明珠，也是台湾岛内面积最大的天然淡水湖。

下午三点钟，汽车从台中市出发，沿着横贯宝岛东西的中部山区公路行进约一个多小时，便到了美如蓝色宝石镜面般的日月潭岸边。放眼望去，只见群峰叠翠，清潭碧水被山峦拥偎，山恋着水，水抚着山，山水层层叠叠，水汽氤氲若纱，拉鲁岛及浮动着的游艇点缀潭中，更增添湖光山色如画般的风情。陪同我们观光的台湾同道招呼同组成员上船游览，于是大伙儿便一个接着一个登上游艇。虽是冬季，同行的伙伴们还是涌到甲板上的观光区，在摄像机镜头打开和说话间，游艇已经离开了码头，向着湖中心的拉鲁岛方向驶去。

驾驶游艇的船工是一位高山族分支部邵（亦称邹、曹）族老人，听说乘员内有数位是来自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大陆的同胞，老人家热情地边开着船边给大家讲述日月潭景点名胜和邵族民风故事。透过岛内同行的普通话的转译，顺着老船工手势的指向，我们眺望到环湖岸边的教师会馆、玄奘寺、玄光寺、文武庙、日月村和据说有46米高、直立在海拔954米沙巴兰山上的九层宝塔等景点风貌。转眼间，游艇抵达湖中心的拉鲁岛岸边，只见岛上绿阴成簇，垂影沉潭，平添不少灵韵风致。拉鲁岛，原名珠屿、珠子山，又曾称为光华岛，为邵族传统祭祀的最高祖灵圣地。岛上昔有凉亭及月下老人像等人文景观，历经“9·21”地震受损，有待重建和复原。早先，由于日月潭加高堤坝蓄水后，水位提升漫淹周遭山地，使得原有近5　000平方米的珠子山仅剩其最高的山头凸露湖面。自古以来，拉鲁岛即以“珠潭浮屿”之盛名而成为日月潭的著名景观之一。同时，该岛也被视作日月潭水面区域划分的分界地标：北部因似日轮，叫日潭；南面若月钩，称月潭。全潭水域面积约793公顷，相当于两个南京玄武湖的水面。邵族等原住兄弟民族分布居住在环绕日月潭三十余公里的周边湖滨或邻近的山地。为发展观光业和保留传统“原住民”文化，当地在日月潭边建立了九族文化村，将阿美族、泰雅族、排丸族、布农族、鲁凯族、卑南族、邵族、雅美族、赛夏族的部落建筑庭院，传统文物，民俗技艺及歌舞表演等汇集一处。

离开拉鲁岛后，游艇径直驶向湖泊的对岸。靠岸，下船，拾级而上，迎面走进的是玄光寺的山门。出玄光寺数步即可达其毗邻的玄奘寺。正值夕阳西垂，游客纷纷赶到正殿堂前去亲手撞击寺院的古钟。虽说是黄昏时分，那厚重的钟声却如同暮鼓一般，打破寺院殿前静谧祥宁的气氛，声声传扬并回荡在苍山与明水的上空。

离开玄奘寺，重新登舟，前往日月潭北岸的住地。人们体察到：每当乘客们上船时，老船工总是踏在船与码头联结处，一一扶助着行人走稳走好，直到开航前他自己才最后一个跨上船来；而在船靠岸时则又是这位老人第一个下船，站在船与码头连接处，一一护送着乘客上岸。每一位乘员无不感受到老船工的关爱。

晚上，安排我们借住全部原木构建的哲园会馆。房间的阳台下边和前方，正面临着日月潭的一汪清水，会馆的灯光照亮着临近的水域，连湖水中游弋着的鱼类也看得清清楚楚。晚饭后不久，一轮椭圆形明月移过左侧夜幕中的山头，皎洁的月光如清水一般洒满了房前晒台。这时，不知从远处什么地方，隐隐约约地传来了一阵男女劳作时“杵舂起石音”的动听歌声：“……月亮，月亮出来罗！……阿伊呀那鲁哇……”走出住所，听着那时隐时现的山歌，披着月光，我独自漫步湖畔，回味着日间的所见所闻，记忆着拉鲁岛的神秘，青山碧水的美丽，体验着玄奘寺钟声的余音，宝岛的中华图书资讯馆际合作协会同道们的热忱，邵族老船工的淳朴风范，还有那月色朦胧下阿里山兄弟民族“湖上杵音”山地歌声的深沉韵律……是的，这就是日月潭给一个初访者的印象。

史乘千期记东南/郑立琪主编.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注释】

[1]陈识金等主编.21世纪的文献信息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6

[2]孙建军主编.网络信息资源搜集与利用.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8

[3]李慧娟主编.大学生与图书馆.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8

[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组编.网络信息采集与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9

[5]赵小龙，刘士俊主编.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9

[6]吴稌年著.图书馆活动高潮与学术转型.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2005.5

[7]孙中山1920年初曾斥之为垄断中国出版业的反动机构。见《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50页。

[8]左舜生（1893—1969），名学训，字舜生，湖南长沙人。1920年春，入中华书局编辑所。1926年由中华书局资助留法，返国后仍回中华书局任职。1932年辞去中华书局职务，至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南京政治学校任教。后任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1949年4月去台湾；9月去香港，创办《自由陈浅》，并在新亚书院讲授中国近代史。1969年再去台湾，同年病逝。

[9]吴宓在1930年1月6日《日记》中言“《学衡》68期出版，急需续编稿矣。”1929年9月18日寄出的《日记》（P292）在1930年2月28日《日记》中记道：“至琉璃厂中华书局取《学衡》68期百册，远至姑母宅中。”在1930 年8月12日《日记》中写道：“上午接中华书局函，允续办《学衡》一年（73至78期）。惟购买《学衡》69期以后改为六折计价，馀照旧。津贴每期百元。”次日（8月13日）《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话：“是日发出《学衡》73、74期全稿，计七八两月中，共编成《学衡》六期（69—74）之稿，悉寄中华。75期以后，则由南京胡稷咸君担任续编。其印费津贴，则由吴宓付至73期止。”从上述材料可以推断《学衡》杂志上标明在1929年3月（68期）、5月（69期），7月（70期）9月（71期），11月（72期）出版的，实际并不是在1929年出版。其中第68期在1930年1月份出版，中间停了半年之久，第69期当在1930年8月之后出版，因为《日记》中明确讲（69—74）期的稿件在1930年7、8两月中编成。也就是说1930年实际上并未停止出版。

[10]关于停刊，《吴宓诗集》卷末有如下记述：“民国21年秋，《学衡》杂志社员在南京者，提议与中华书局解约，以本志改归南京中山书局印行。宓当时力持反对，盖以往十余年之经验，宓个人与中华书局，各皆变故屡经，艰苦务尝，然《学衡》迄未停刊，以昔证今，苟诸社员不加干涉，任宓独力集稿捐资，仍由中华印行，必可使此志永久出版而不停。……乃诸社员卒不谅。宓不得已，于民国22年夏，正式辞去总编辑职务。于是诸社员举缀凤林君继任，然后与中华书局解约。但迄今一年有半，尚未见《学衡》第80期出版。此事伤宓心至大。”此材料从另一侧面也说明，《学衡》与吴宓并不能等同，《学衡》杂志社的组织仍在发挥作用。

[11]台湾学生书局于1971年影印出版，江苏古籍出版社于1999年影印出版。李良玉先生曾言衡量一份杂志有无价值，标准之一是看五十年后有无人愿影印出版。以此标准来看，《学衡》的价值自不可忽视。

[12]朱庆华，杨坚争主编.信息法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3]倪延年等著.学校图书馆系统管理学概论.北京：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