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季报披露时间规定

第一节　为什么公司丑闻不断

接连不断的公司丑闻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当然，这里的公司均指公众公司，以下各章节皆然。

在美国，能源巨头安然的破产，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巨亏，世通公司的造假，默克制药虚报营业收入，至于华尔街的那些“泡沫玩家”，在上演一幕又一幕的“薪酬争霸”之际，最后把全球推向史无前例的金融海啸，自己也一个接一个地轰然倒下，更是人所共知。

在中国，股市更成了高危地带。据说中国有两个腐败“高发区”：一是股票市场，二是招投标市场，而前者尤甚。自从1993年，深圳上市的原野实业公司加拿大籍董事长彭建东，因挪用公司资金和职务侵占罪被判刑十六年并驱逐出境，首次上演中国上市公司老总的落马处女秀以来，十余年间，犯罪入狱者前仆后继，仅媒体公开披露获罪者就有上百人，更有厦工股份总经理俞步凡、东方锅炉董事长江仲生、湖北兴化常务副总经理佃国炎等多人被处以极刑。而且“高管”背后必有“高官”，股市犯罪大多带有浓厚的官商勾结背景，大庆联谊案、湖北康赛案、成都红光案、山东巨力案、中川国际（四川）案、世纪中天（贵州）案、太平洋证券蹊跷上市（云南）案，等等，都曾引发不小的政治地震，甚至导致多位省部级高官落马。股市犯罪在引发政治地震的同时，也引发经济动荡，仅为处理德隆一案，就由国务院有关领导亲自出面，召集17个与德隆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有关的省市负责人开会，专门部署落实德隆系的债务处理，据托管德隆的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杨凯生公开表示，德隆系下面的公司名单要用两堵墙才能写完。

当然，公司高管及相关人员犯罪判刑，是公司丑闻的极端形态。对公众公司持续的、不断高涨的批评和揭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犯罪和涉嫌犯罪的丑闻激增；二是业绩衰退、股价跳水，股民损失惨重；三是高管薪酬骤升，且呈刚性增长。正因为如此，公司丑闻也就成了上至政经要人、下至黎民百姓共同关心的重大话题。

是什么原因导致公司丑闻不断？

首先，虚拟经济的地位日显重要。拿中国来说，截至2007年底，上市公司总市值高达32.71万亿，相当于当年GDP的（即一国的证券化率）140%，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在以后股市大跌七成，证券化率仍在30%上下。而1600多家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则已超过GDP的40%。上市公司又是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中有相当影响的好公司、大公司，例如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140多家中央企业集团，就有三分之二整体或部分上市。就投资者而言，中国登记在册的股东账户已超过1.2亿，保守估计股民也在5000万人，这又是中国国民中财富和知识较为集中的人群。中国上市公司的一举一动，其经营和治理效果的好坏，既关系国计，也关系民生。

1992—2007年9月上市公司总市值与主营业务收入总和占GDP比变化图

注：2007年9月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三季报披露数据，GDP为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07）》。

第二，信息披露日渐强化和细化，投资者有权获知和使用更加详尽的信息。利用这些信息，公众不仅很容易对公司的绩效（相对其同行）作出分析和评估，而且对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高管以及董事会内部已经存在、但过去不为公众股东所知的其他许多问题作出判断。对公众公司来说，信息披露通常是强制性的，重大信息不及时披露或披露不实，不仅会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而且还会面对来自社会各界，包括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投资机构，以及行政和司法机关的询问，当然，媒体监督是其中发生频率最高、强制性信息披露最有效的手段和载体。

在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面前，从小公司到经济巨人地位一律平等；从投入几百元持股100股的小股东，到投入几十亿乃至上百亿元拥有百分之七八十股权的大股东，法定获取的信息也并无差异。如果说，在中国，在许多报道领域，还有相当的“官本位”的印记的话，对公司报道来说，由谢企华（副部级）领导的宝钢，同一位农民企业家领导的小公司，在记者眼里地位完全平等。投资者地位的提高，媒体日趋大胆，公司新闻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开放度最高的一个报道领域。

第三，财富集聚和信用缺损与日俱增。随着公司上市，一夜之间便可催生出一大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财富迅速集聚到少数人身上；但与此同时，从实体经济到只剩下一个个电脑符号的虚拟经济，中间又有着太多的“委托”和“代理”，说到底，虚拟经济就是代理经济，而代理必须以信用为基础。我们希望绝大多数公司高管都是诚实守信的，他们（受千万公众股东的委托）都想千方百计做好公司，为股东谋取最大的利益，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拿中国股市来说，至少有10%—20%的公司在交易所的诚信档案中有过不良记录，而只有不到三成的公司堪称业绩良好有投资价值。按说能获准上市的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公司遭受批评？是公司高管的道德有问题？是企业决策有误经营不善？非也。

公司业绩下降股价高位跳水，很大程度上来自治理而非经营，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2002年底，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在上海联合召开《上市公司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经验交流暨总结大会》，会议披露了一个数字：据对1175家上市公司的普查和自查，竟然有676家公司被大股东占用资金966.69亿元，比例达57.53%，平均每家被占用资金1.43亿元。近六成上市公司被大股东掏空资金近千亿，这是个什么概念呢？2001年1175家上市公司净利润总共720多亿，就是说所有上市公司一年白做还要倒贴两三百亿；另一方面，2002年沪深股市融资总额（包括首次发行和再融资）也不过778亿元，大笔一挥，一级市场一年成果付诸东流。强占上市公司资金不还的，并非都是“利欲熏心”的民营企业家，更有许多实力雄厚的国企大老板。此后，证监会协同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全面开展“清欠”攻坚战，并推动《刑法》修改增加了“侵占上市公司资产罪”，加大了对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侵占上市公司资产行为的责任追究力度。据证监会发布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透露，截至2006年底，共有399家公司完成“清欠”或进入“清欠”程序，涉及资金390亿元，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问题基本解决。这就是说，被侵占的近千亿资金实际上只还回来三分之一，而且大部分以实物资产抵债，拿真金白银归还的微乎其微；其他三分之二多通过“会计计提”给赖掉了。

产经新闻关心的是公司经营，它们以分析师、研究员为信息源；财经新闻关心的是公司治理，它们以媒体监督、独立评论为天职。因此产经新闻属于商业新闻，而财经新闻则属于大众新闻。而且一般来说，产经新闻通常报道好的经营，报道哪些企业正在摆脱萧条走向景气和繁荣，产经新闻需要的是发掘一个企业或行业的投资价值和投资前景；而财经新闻则往往倾向于揭露坏的治理，因为公众将财产交给了你，治理得好是理所当然的。产经新闻较多见“物”，财经新闻则较多见“人”，这正是公司丑闻不断，而且经常上头版头条的新闻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