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洒落的碎片

第七章　阳光洒落的碎片

（一）

记得刚来到草原的时候，目睹蓝的天，白的云，远眺在无边的草地静流的黄河，小孩在朝露中放牧羊群，看牦牛在花样的草甸上孩童般奔跑嬉戏，一切都显得惬意、天然。但徒手在纯净草地上建立一所大学而言，却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艰辛。

1985年到1987年，学校在当时租借的甘南民族学校上课。1987年的下半年，陆续向校本部搬迁。在占地200亩的校园里，每晚只有4个人在看守，包括一个门卫。3个老师一人住一幢楼。我当时和体育老师魏曙光住在以哲合玛小学的名义建起来的两幢二层小楼。那是当时学校仅有的教学办公用房。一幢早已拆除，另一幢至今还矗立在原地，孤零零地，俨然已成为学校早期艰苦办学的见证。魏曙光老师和我1986年一同来到学校的。他比我晚报到10天，因为代表甘肃省参加在大连举行的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由于对体育的共同爱好，我们成了朋友。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经常联袂出战，参加合作市环城长跑和自行车大赛总是囊括第一名。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诗人阿信、桑子、云峰及克文、效勤、振新、生智诸君。我们的到来，成为一个激情的群体，在甘南诗坛、合作小镇刮起了一阵清新的风，诗歌朗诵、交谊舞大赛、足球比赛、书画棋艺等活动中都有了他们闪亮的身影。

1998年的合作市，刚由镇改为市。城市道路、市容建设已发生了大的改观。这年的夏季，西北师大的赵逵夫、李定仁教授来校讲学。赵逵夫先生是我的老师，已经是第三次来这里授教了，我拿出他第一次来这里讲学时在草原上骑牦牛的照片，先生不胜感慨，叹言民族地区的建设在我们手里发生的巨大改变，戏称我们是草原的晨旭，前途无限。李定仁教授是我的湖北老乡，在闲谈中，他对我说，你们从内地来到这里，一干就是十几年，真的很不容易。他的言语中，对我们充满了同情和钦佩。

（二）

有人形容，在甘南这个地方办高校，就是在孤岛上办学。这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落后，市场发育不全，加之严酷的自然条件，缺乏办大学的各种必需的条件。就连本地的一些干部都说这里是牛羊的天堂，人类的地狱。但不论怎样同情，不论怎样艰苦，不论怎样无望，我们的大学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壮大。让各级政府各族群众看到了一种希望，看到了一股崛起的自强不息的力量。

2008年6月，原学校筹建组副组长，甘南州副州长，甘肃省科协主席赵振业先生来学校考察，他说：“你们全体老师在“3·14”期间，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学生出校门，保护了一批学生，政府和群众应该感谢你们啊。”是的，这也是很多有识之士共同看法。在合作师专办学成长的20多年间，教师爱护学生，保护学生的事不胜枚举。陈志逊，一位始终倡导并践行“爱生如子”的党委书记；高守清，一位自身得了严重关节炎，两个膝盖肿胀得像馒头，仍然坚持给学生上体育课的普通教师；卓玛措，一位在自己的学生生病住院时，煮好鸡汤亲手端给学生食用的藏族女教授。为了能使学生找到一种更加合适的学习方法，无数的教师共同辛勤探索，总结出了适合民族学生学习的分层分级教学法。为弥补民族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造成的落差，老师们十年如一日，一改大学的常规作法，坚持跟早操，查晚自习，付出了比其他高校教师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了维护藏区敏感时期的稳定，确保学生的安全，老师们更是不分昼夜地工作，不计得失地忘我劳动，可谓是竭心尽力，鞠躬尽瘁。他们纯净得像太阳，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三）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鲁迅先生的这句经典格言，用来形容合作民族师专的办学历程，我觉得极其恰当。在办学早期，教师是本土的，来讲学的专家很少，也大多是甘肃本土的或有学缘关系的。可到了2007—2008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校引进了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研究生80余人，且很多是来自国家“211”大学的。2007年，俊宗校长大刀阔斧，将传统的春秋两学期制改为秋、春、夏三个学期，在专科院校率先实行了学分制。2008年的夏学期，就有5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专家教授在这里集中讲学。一时间，许多外地的口音和超前的思想在校园流动，昔日寂静的校园变得春潮涌动，生机勃发，充满活力，这让大多来自本土的学生颇为激动。而这情景相距赵逵夫先生骑着牦牛在这里讲学，也不过十五六年的时间。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在民族教育快速发展的时代，这条路上的人将越来越多，新的面孔、新的语言、新的思想将越来越多，因为路已经在我们的脚下越走越宽阔，越走越坦荡，越走越光明。

如果有一天，在朝阳倾洒校园的早晨，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在激越飞舞的锅庄里，马路上悄然立起亮丽的路牌，生态园勃发夺目的红景天，教学楼汇集五湖四海的少年学俊，学术厅群聚四面八方的皓首学者，不要惊诧，这就是我们的曾经校园，魅力四射的阳光校园。

（鲍俊辉，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