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中秋，不思量自难忘

又是一年中秋，不思量自难忘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一)

2007年的秋天，小琪送了我十只螃蟹，我和父亲连着吃了五天，大快朵颐。中秋节这天的晚上，我们俩边吃蟹边看电视里直播的中秋晚会，气氛一片祥和。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就在王菲出来唱《明月几时有》的时候，父亲突然说:“如果拿娘还勒该(沪语‘你妈还在’)就好了，伊老朝(沪语‘以前’)最喜欢吃大闸蟹了。”我没回答，低着头，装作专心地对付一只蟹腿，尽量不去看他。

(二)

2005年的中秋，我在学校慢腾腾地收拾东西，这天是该回家团聚的，所有中国人都这样。今晚照例是家庭聚餐，但由于这年诸多的不顺，我颇不愿见到家里的亲戚，怕他们问长问短。

路上接到小姨妈的电话，问我何时能到家，语气中略有责备。我随意敷衍了几句，说不多会儿就能到。小姨妈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说你尽快回来，今天带你妈去医院检查，结果很糟。

母亲从几个星期前就开始咳嗽，并且肚子有点胀。起初大家都以为只是换季时节得了感冒，或者老胃病又犯了之类，谁也没往坏处想。直到她咳得没法睡觉甚至没法呼吸，并且肚子胀得拉链都拉不上，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是癌症，可能是胃癌。”小姨妈说完这两句后长时间的沉默，像是在等我的反应，而我除了沉默还能有什么反应呢……

那天下午的归途是如此地漫长，连老天也很配合地多云转阴。风声萧萧，车流滚滚，我像一个迷失在故乡的浪子，焦急地寻找昏黄的灯。

给我开门的是父亲，带着一脸疲惫。他把拖鞋递给我，顺手接过我的包袱，这几个动作，以前都是妈妈做的。妈妈躺在沙发上，房间里没开灯。外婆在隔壁房间叠洗好的衣服，没见到小姨妈。我怕黑似的把家里所有的灯全打开，妈妈的身体深陷在沙发里，脸明显地消瘦下去，眼窝和脸颊深深地塌陷，我仿佛看到了生命力正在从眼前这个人的身上飘散。

当时我对妈妈说了些什么以及妈妈对我说了什么，如今都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晚饭时人人都食不知味。远在美国的干妈打来长途，小姨妈一手拿着手机，一手不停地抹眼泪。说到痛处，外婆抱着妈妈头抵着头，我溜到隔壁房间，趁眼泪没流出来前赶紧擦掉。此时这个房间里不需要我的眼泪。

(三)

2006年的中秋，唐朝酒店。这年的家庭聚会全员到齐，连一向不和的小舅舅和干妈也同时出现。仲秋的天气凉爽宜人，但母亲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一身冬天的装束。她的心情似乎很好，脸也圆了，说话也有劲儿了，胃口也开了，除了化疗后掉光的头发和厚厚的棉袄，任谁也看不出她是个已经做了八次化疗的人。

看到妈妈创造了“奇迹”，全家都异常地高兴，这一年来每个人都吓坏了，忙坏了。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过去的这一年，我和父亲也几乎是每天出入于医院和药店里。那是我工作的第一年，下班后抓紧改完作业，坐910路车到第一人民医院，问问医生母亲的状况，陪母亲说说话。等到五点多父亲来送饭，我才回去。到家已经七点，重新热菜、吃饭、洗碗、备课。父亲要陪到八点，回到家往往要十点。

一开始，妈妈仍然不时要咳嗽，即使睡着了也会咳醒。咳嗽是由于肺部积水，肺积水则是腹部的淋巴瘤引起的。医生检查出几乎整个腹腔内都是淋巴瘤，把肚子撑起，犹如怀胎十月。淋巴瘤使得肚子肿胀，无法进食;肺部的积水使人不住地咳嗽，无法平躺睡觉。不能吃不能睡，即使是正常人也扛不住，更何况妈妈一直都体弱多病。

妈妈久病成医，我们根本瞒不住她，她对自己的病比任何人都清楚。在治疗的初期，妈妈的心态很悲观，一直觉得自己住进医院就再也出不去了，在入院前就立下了遗嘱，甚至为了省钱一度想放弃治疗。大部分人患上绝症都会心如死灰，能坚强豁达的人毕竟是少数，妈妈是普通人，一个刚毅而脆弱的上海女性。全家人每天都在极度的悲伤中四处奔波，只有我是最没用的，什么都做不了。我不懂医，无法帮她减轻痛苦;我不大会做家务，不能很好地服侍她;我没钱、没权、没关系，所能做的只是每天都强装笑颜，陪在她身边，给她讲讲笑话，讲讲我工作中的事，听她发发牢骚，帮她树立希望，希望她多少能开心一点。在这个时候，我是没权力哭的。腹部的瘤和肺部的积水使妈妈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她为了不让我担心，在我面前很少露出痛苦的表情，一直都强忍着痛苦。妈妈的坚强超出了我的想象，直到现在我才发觉，原来我对她的了解是那么得少。

好在头两次化疗都很顺利，而且效果明显，肺积水已经基本没了，腹部也不再肿胀，明显缩小。妈妈的精神状况也很积极，对自己的病也有了信心，这些都是我最愿意看到的。

有这么好的效果，不仅是因为现代医学的发达，更是因为我身后有许许多多亲戚朋友在支持着我。在得知妈妈得病后，我的亲戚都表示会不遗余力地为她治病，全靠他们辛苦的奔波才保住了妈妈的命。我的同学和老师都自发地为妈妈捐款。我的“死党们”亲自来医院探望，给妈妈看他们旅游拍的照片。甚至“小混蛋们”也以他们的方式向我表达了关心。

饭桌上，妈妈能吃的菜很少，但她很开心，几次表达了对康复的信心。亲戚们一个劲地给她打气，讲开心的事儿逗她笑，妈妈也很有精神地“八卦”妹妹的男朋友。似乎一切都那么顺利，似乎好人真的有好报，似乎奇迹真的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