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的“国学”熏陶下成长

在父亲的“国学”熏陶下成长——于丹的家教

导语:在家庭教育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在现场”,也就是我们现在通俗所说的真实情景中的教育。儿童、孩子在年幼阶段,抽象的东西在他们的脑海中构不成明确、准确的认知,只有真实、具体的东西才能进入头脑,铭刻下正确的认知概念,为想象和创造打下坚实的认知基础。因此,书本和自然、社会环境具有悬殊的差异,只有通过相互验证才能理解抽象和表象的一致性。

冰心曾说过:“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我也不例外。我之所以能如此熟练地侃侃而谈,把孔子、庄子等信手拈来,具有古典文学素养,皆得力于我吸取经典旅途中的引路人——我的父亲。一般人对我们浩如烟海的古代经典很容易产生一种“膜拜”的心理,可对于我来说,从来没有这样的概念。这得益于我小时候父亲的悉心培养。

我4岁的时候,就被父亲要求读《论语》以及很多古代经典,而且要年幼的我尽快地熟读、理解、成诵。这样严厉到近乎苛刻的家教使我的童年显得很沉重,也很孤独。但如果没有父亲当时对我的严格训练,就没有我今日的成就。成人之后的我,在一次次经历人生历练的过程中不断地领悟经典文化中深厚的底蕴,我现在并不沉重,也不孤独,是一个爱玩、爱闹、不可救药的乐天派。

在我刚刚接触《论语》的时候,父亲用一套自己的方法教育我。他让我和整个社会接触,和有修养的人接触,在接触中陶冶我的心灵。他经常带着我去和一些学者见面、谈话,让我从小感受这些文人的学识素养。很多时候,父亲带着我和一群叔叔在一起,问我:“三人行必有吾师,你数数,这里有你多少个老师啊?”我经常会数出2．7个、3．4个等带小数点的老师来。一开始,父亲和那些叔叔们都很奇怪,我怎么会数出带有小数点的人数来呢?“因为这个叔叔刚刚吐痰了啊。”我会这么说。这样,那个刚刚吐了痰的叔叔就很惭愧。他们就说起“君子慎独”这个概念,在人多的场合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在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这些都给年幼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这些小节让我体会到“君子”应该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不因为没有人看见或者以为别人看不见就降低自己做人的标准。

我8岁的时候开始读《红楼梦》、巴尔扎克的《贝姨》、莫泊桑的《俊友》。邻居们看到我这么小的年龄整天抱着这些大部头的中外文学名著,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很担心地对我父亲说:“怎么可以让孩子看这些书?孩子肯定看不懂。”这时我父亲就哈哈一笑,说:“我们家是百无禁忌,认得字就让她看吧,看不懂就不懂呗,慢慢她就懂了呀。”父亲的开明,让我带着玩的心态接触经典。对一个孩子来说,经典不仅是成长的一部分,也是孩提时娱乐的一部分。

父亲认为,阅世和读书一样重要,眼界决定世界。于是,父亲经常带着我到大自然中历练,让我感受事物的具体形象。不等到我真正站在开满花朵的杏树下,父亲不会告诉我“红杏枝头春意闹”这首诗;非要等到我亲眼看到麦田,父亲才会和我说什么叫“麦浪滚滚”。我对自己接受的这种家庭教育感到非常自豪。开放宽松,有利于我的成长,虽然父亲要求我背古文名篇,但也是能记住多少就是多少,从不强求。因为在父亲看来,一个人的悟性比记性更重要。

由于父亲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耳濡目染,我对唐诗宋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小年纪不仅能背诵许多唐诗宋词,而且还确立了自己的诗人偶像——李商隐。后来在报考研究生时,我选择了研究唐诗宋词,但是这一决定却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父亲的理由是,假如我以唐诗宋词为研究对象,就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触摸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脉搏。我只好听从父亲的建议,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在这期间,我发现家里客厅的书架上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取书比较方便的那一格书架,经常摆放着许多新书。我还发现,这些书跟自己的课程进度基本吻合,比如说,某一段时间正在学习《论语》,我就可以在这一格书架上轻易找到各种与《论语》相关的书。我渐渐明白,父亲以这样的方式来拓宽我对经典的多层次感知,他不强求,但是“润物细无声”。慢慢地,我为自己选择了这个研究方向而庆幸。先秦两汉文学一读下来,我很惊讶,我们后边两千多年的智慧,都以这个阶段为起点,而且都没有超越它。以前我没有机会跟大众交流这些,现在《百家讲坛》给我搭建了这个平台,我就迫不及待地站出来告诉大家,你们就别费那么多劲儿去找“人生公理”了,直接把孔子、庄子的这些话拿出来领会,就是现成的“公式”。

尽管父亲已经仙逝,但是我走上《百家讲坛》的那一刻,觉得父亲就在自己身边。在我眼中,父亲就是一个师者的形象,让我体味到父爱的细腻、温润,更让我感受到经典所散发出的迷人魅力。

(摘自于丹:《在父亲的“国学”熏陶下成长》,载《妇女生活》, http://womenslife．dahe．cn/mrgd/t20090206_ 1480999．htm。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