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的怀疑精神

伽利略的怀疑精神

学贵知疑，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不疑则不进。

——朱熹

伽利略是意大利著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发现了摆动定时性定律，提出了自由落体定律，发明了比重秤、空气温度计，发明了伽利略望远镜，证明了哥白尼的日心说是正确的。

伽利略从小多才多艺。他会画画、弹琴，非常喜欢数学，会制造各种各样的机动玩具。他本可以成为一个大画家或者大音乐家。但是，他更爱自然科学。他的心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疑问。他老是问父亲，为什么烟雾会上升？为什么水会起波浪？为什么教堂要造得顶上尖、底层大？长大以后，他的疑问就更多了。他深入钻研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常常陷入沉思之中。他想，亚里士多德的许多理论并没有经过证明，为什么要把它们看作是绝对真理呢？

伽利略少年时代提出的许多个为什么，后来都由他自己找到了答案。

在伽利略的故乡比萨城里，有一座既庄严又华丽的大教堂。一天下午，伽利略来此参观。一个司事开始给一盏油灯注满油，把灯挂在教堂的天花板上，漫不经心地让它在空中来回摆动。伽利略看到，吊灯开始以一个很大的弧度摆动着，弧度变小时，摆动的速度也变慢了。他觉得链条的节奏好像是有规律的，虽然往返的距离越来越小，但吊灯每往返一次所用的时间似乎都一样长。没有钟表，他用右手按住自己的脉搏，默默地数着吊灯摆动一次脉搏跳动的次数。他发现，吊灯每摆动一次所需的时间的确是相同的。伽利略心里突然一亮，他想到：“亚里士多德说过摆经过一个短弧要比经过长弧快些。亚里士多德是不是弄错了？”他回到家里找来材料，做了几个摆。他把短摆挂在屋子里，长摆挂在大树上，然后精确计算一个摆从弧的一头运动到另一头所花的时间。实验结果证明，摆来回摆动一次的时间是由绳子的长度决定的，不管摆的重量如何，与振幅也无关。但伽利略还有些不明白。因为亚里士多德说过，物体从高处落下时，速度是由重量决定的。物体越重，下落速度也越快。但是，摆不也是从高处落下吗？为什么只要摆的绳长相同，摆落到最低点的时间都相同，而跟重量没有关系呢？

他决定到比萨斜塔上进行下一步的试验。他发明了一个小机关，只要一碰按钮，盒中的物体就能同时落下。试验的那一天，他让学生们拿着盒子站在二层、三层、五层及塔顶窗口，他发出了信号，二楼的学生打开盒子，把一个1磅重的铁球和一个10磅重的铁球同时从塔上落下。这样一层一层地试验，每一次试验下来，不同重量的铁球都同时到达地面。

著名的比萨斜塔成了伽利略推翻亚里士多德错误的落体理论的历史见证者。

立即行动

我们应该具有怀疑精神

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的话，就是告诫我们不要迷信书本，对于书中所言，不仅不要轻信，还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进行一番仔细的甄别和思考。读书不盲从，不轻信，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初做学问，或容易被别人所蒙蔽，待稍微读了几本书之后，又容易被自己所蒙蔽。既不“以人蔽己”，又不“以己自蔽”。怀疑的精神固然重要，而质疑的能力就更显得重要。戴震总结为“学有三难”，哪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这就是说，即使你有怀疑的精神，即使你不想盲从和轻信，但如果你过不了“淹博”、“识断”、“精审”这三关，还是免不了被蒙蔽。

“学者先要会疑”。只有具有怀疑精神的人才能取得学习上巨大的进步。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根据。事实和根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

你是个爱“怀疑”的人吗？

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自己亲自去视察。做学问也是一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看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

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这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便要问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于何书?所见的书是何时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也要问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

我们不论对于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要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

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需步骤，也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对于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的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发展起来。许多大学问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戴震，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私塾老师告诉他《大学》是周代的书，朱子是宋代的大儒；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著者的意思。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传说，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常常抱怀疑的态度，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只有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古往今来科学上新的发明，哲学上新的理论，美术上新的作风，都是这样起来的。如果后来的学者都墨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也就停滞，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