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的一般要求

二　仁的一般要求

1　恻隐同情之心——仁爱之发端

孟子明确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认为人性本善，人生而具备恻隐之心。不仅如此，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砾我，我固有之也，弗思而已。”（《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说道德教化无需学习是根植于人的内心的，人有四端之心就如同人有四肢那样自然而然，不需要刻意解释和追求。而且他认为人天生具备“良知”“良能”，所以人人生来就会不自觉的热爱自己的父母，敬重自己的兄长，在他看来，这种爱亲敬亲的能力同样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学习，也无需解释，这就是孟子所提倡的性由天成的性善论。从孟子的论断中可以得知因为人具备了同情心，进而才可以认为人生而具备仁爱心，所以恻隐同情之心是仁爱之心的发端。

也许有人会质疑人生而具备同情心的观点，认为人性冷漠而自私。其实在日常的生活中，同情心随处可见。假若现在有一个小孩失足落入水中，不能否认，目睹这一情景的人都会产生或惊愕或恐慌或痛苦的心理波动。若听到小孩在水中大声呼救，想必不会游泳的人也会泛起救人之心，只不过这种感觉的持续度会因为人的德行修养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德行修养高的人想必会奋不顾身，一心营救小孩，而德行修养不够的人可能会因为恐惧和害怕水的威力而退却其后，但不能否认的是人人在面对这一场景的那一刹那或多或少的都会产生怜悯救人之心，哪怕是0．00001秒，那也证明了人生而具备恻隐同情之心。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并非是怀疑人性论的善恶，而是要学会保持自己的良知良能，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在内心达成对德行修养的信念，使自己的恻隐之心日渐强大，仁爱之心日渐凸显，而且只有内心具备了“仁爱”的信念，显现于外的才会是道德高尚的语言和行动。正如孟子所言：“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即只要内心具备了仁爱道德之心，那么外在的语言和行动便会不自觉的受到仁爱心的影响，而若内心不能树立坚定的道德信念，那么道德行为的培养，社会风气的改良只能沦为纸上谈兵，不堪一击。

2　孝养父母，敬爱兄弟——仁爱之根本

中国传统文化信奉：生养之恩大于天，人生而经历的第一份爱便是父母兄弟给予的爱。所以纵观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家庭之爱最为刻骨铭心，而且有爱的付出就会产生善的回应，所以道德的形成也正是由此产生。正因如此，孔子弟子有若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作为仁的根本、基础。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就说明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人，很少会忤逆犯上，不遵守礼节，更不会为非作歹，触犯法纪，仁者务必夯实“孝悌”之本，只有以此为基础其他的道德情感才会逐渐显现。纵观古今，凡是有所成就、爱民如子的贤明君主都是为人所称赞的孝子。周文王在历史的传诵中一直是博爱万民的形象，他爱民如子，以民苦为苦，以民乐为乐，而文王除了作为贤德的统治者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即是享誉古今的孝子。周文王的父亲王季，是商朝部落的领袖，在自己的儿女中，把胸怀大志的文王作为接班人，由他主持日常事务。虽然每天事情繁多，但周文王仍然不忘自己做儿子的责任，把父母的冷暖时刻挂在心上，从不懈怠。当父母有了过错时，他没有因此而疏远，而是和颜悦色，使父母容易接受。而且文王为太子时，每天都给父母请安，问寒问暖，父母身体安康，他就喜形于色，父母身体不适，他就满脸愁容。每天他都要亲自检查饭菜是否合父母亲的胃口。父母吃得好，他就吃得饱；父母进食少，他就没有心情。人们一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他父母身体的好坏。正是因为文王对父母极为孝顺，才可以把这份孝的情谊转接到百姓身上，最终成为千古传诵的明君贤王。不仅如此，近代的伟人中同样不缺少以父母为先的孝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将领陈毅便是大孝子之一。陈毅的母亲瘫痪在床，陈毅便一直服侍在侧，并且亲自动手清理母亲的床单与衣物，从不让其他人代劳，直至母亲去世。所以，在历史上凡是集大成者，必定首先是众人认可的孝子，只有具备孝养父母的爱，才会具备“仁爱”之心，并将“仁爱”之心施与他人。不可否认“仁者，爱人”最深厚的根源即是家庭血缘的亲情之爱，离开了亲情之爱，仁者爱人就成为无根之萍，无本之木。

3　推己及人，博爱众生——仁爱之表现

第一，泛爱众人是仁爱的第一层表现。

亲情之爱孕育了对他人的爱心，泛爱他人便是爱亲之心的第一外展与扩充，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若整个社会广泛流行“孝悌”之风，民德必定淳朴质厚，人民之间也必定相亲相爱。所以“仁者爱人”的第一表现便是推己及人，泛爱众人。中华经典文献《弟子规》中也有明确规定：“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待人应该真诚且发自内心，不应该有亲疏远近。若真可以将自己亲人以外的人当做自己的亲人来对待，那么“仁爱”之心才真正得以实现。宋朝大文豪苏轼便是以他人之忧为忧的人，可以将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作为至亲来对待。苏轼晚年居于常州，他花掉了最后一点积蓄，买了一所房子，正准备择日迁入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老妇哭得十分伤心。他问老妇痛哭原因，老妇说，她有一处房子，相传了百年，刚刚被不肖子孙所卖，因此痛心啼哭。细问之下，原来苏轼买的房子，就是老妇所说的祖传老屋。于是苏轼当即告诉老妇，自己乃是买房人。他还焚烧了房契，并让老妇的儿子将母亲迎回旧居居住，而且没有将购房款要回。这年7月，苏轼客死于租住的房子之内。古人视房产如生命一般珍贵，苏轼竟可以慷慨的将自己老有所养的房子拱手让于可怜的陌生人，这种行为直接体现了泛爱众人的精神，更是仁者仁爱之心的真实表现。

第二，由人到物，泛爱万物是仁爱的深层表现。

推己及人，泛爱众人是仁爱的第一表现，而宋明理学将仁爱的博爱精神推崇到了“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爱物”层面，这便是仁爱的第二表现，也是仁爱高一层次的表现。除了之前程颢与王阳明的提法之外，宋代的张载也曾精妙地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他认为，人类万物都是天地所生，统治者与人民，人与人之间的爱要像爱同胞手足一样，这种爱甚至可以具体到世间的一切存在物，因为它们与我们相比实质上都是平等的，所以对待它们也应该抱着对待手足同胞的心去呵护。因此，对于世界上存在的动物植物乃至其他，我们都应该怀着悲悯的心去对待，要深刻的铭记世上本无贵贱之分，人类不过是在思维上、生理上进化得较为完善的动物，与其他有生命的物体无异。若真正明白了天地万物同根同源这个道理，那么将对父母兄弟的爱护之心延续到一切物体就并非是无稽之谈，只有博爱众生才是仁爱的最高境界，同样也是仁爱的终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