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警告韩侂胄说难以成立

辛弃疾警告韩侂胄说难以成立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作于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上半年^[1]。传统看法认为，该词“元嘉草草”句警告了宰相韩侂胄的轻敌冒进。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沿袭了这种说法。然而，考察该词创作背景，印证词人同期作品，此说显然难以成立。

隆兴元年（1163）张浚北伐符离兵败之后，主和议论在南宋朝廷占据上风。庆元元年（1195）拥立宋宁宗有功的韩侂胄执掌朝政，排斥保守势力，开始酝酿北伐。嘉泰三年（1203）夏，辛弃疾在闲居多年之后被朝廷起用为握有实权的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史。嘉泰四年（1204）正月，宋宁宗召见辛弃疾，辛弃疾直陈北伐方略：“金国必亡，愿属大臣备兵，为仓卒应变之计。”（《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三）辛弃疾备兵伐金的主张深受宁宗赏识，在场的韩侂胄“大喜”，旋于当年三月“差知镇江府，赐金带”。（《宋史·辛弃疾传》）镇江是具有战略地位的军事重镇，是北伐的前进基地，朝廷的这一任命，无疑表示了对辛弃疾的信任。开禧元年（1205）六月，朝廷“诏内外诸军，密为行军之计”（《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揭开了北伐序幕。对辛弃疾被召见事，抗金派诗人陆游满怀希望：“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送辛幼安殿撰造朝》）词人姜夔对辛弃疾知镇江府事亦寄厚望，以运筹帷幄的“诸葛”誉之：“前身诸葛，来游此地，数语便酬三顾。”（《永遇乐·北固楼次稼轩韵》）其时，辛弃疾已成饮誉一时的筹划北伐的“元老重臣”之一，正待一酬四十三年北伐素志，“看试手，补天裂”。《永遇乐》词即产生于这一背景。

辛弃疾创作该词前，作为北伐组织者的韩侂胄，已为北伐作了积极准备。立韩世忠庙于镇江，追封岳飞为鄂王，“风厉诸将”。起用包括辛弃疾在内的大批抗金派人物，并委以重任。打造战车，添置水军，“聚材募卒，出封桩库黄金万两，以待赏功”（《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六）。同时，派人潜入敌后，侦查敌方虚实，在西、中、东三线作出军事部署。韩侂胄伐金所作的舆论、组织、军事准备是于史有据的，也是切合实际的。应当看到，辛弃疾在镇江知府任内的一系列备战活动，只有在韩侂胄之授意或批准下方能进行，也正是韩侂胄进行的北伐准备的一部分，并不能成为指责韩侂胄“高谈伐金，不作实际准备”的一个证据。试想，战端将开之际，韩侂胄竟如此掉以轻心，岂不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事实上，辛弃疾对韩侂胄及其领导的北伐事业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一点，有与《永遇乐》词差不多作于同期的两首词可证。在《六州歌头·西湖万顷》一词中，辛弃疾颂扬了韩侂胄及其先人：“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韩侂胄为北宋名臣韩琦（谥忠献）之后，显然，辛弃疾已将“整乾坤”即收复中原的希望寄托其身！在给韩侂胄的生日寿词《清平乐·新来塞北》一词中，辛弃疾对其北伐准备作了肯定并预言战争的胜利：“维师尚父鹰扬，熊罴百万堂堂。看取黄金假钺，归来异姓真王。”辛弃疾把韩侂胄比作辅助武王伐纣的姜尚，热诚祝愿其建功封王。这两首词，向为南宋道学家视作“谀词”而少为辛词研究者提及。然而，谁也无法否认，这两首词反映了辛弃疾对韩侂胄伐金的由衷拥护。尚无充足的证据显示，镇江知府辛弃疾与韩侂胄在伐金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所谓“对刘义隆的讽刺，就是对韩侂胄的警告”的说法，是缺乏历史依据的。

韩侂胄伐金是否“冒进误国”？这个问题不可不辨。史料证明，北伐的时机是成熟的。“时金为北鄙鞑靼等部所扰，无岁不兴师讨伐，兵连祸结，士卒涂炭，府库空虚，国势日弱”，“淮北流民咸愿归附”（《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三），而金国统治集团内部则是勾心斗角、分崩离析。这是一个南渡以来未曾有过的极好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辛弃疾向朝廷“陈用兵之利”（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支持韩侂胄的北伐决策。在作于北伐前夕的《西江月》一词^[2]中，辛弃疾旗帜鲜明地指出：“堂上谋臣帷幄，边头猛将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对北伐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亦作了肯定的回答。可见，视韩侂胄伐金为“冒进”，同样难以令人信服。

开禧二年（1206）五月，宋宁宗下诏伐金，宋金战争全面展开。史学界对战场形势的评价是：“从整个战争来看，在西线，……双方进展不大；中路金兵……不得已退兵；东线金军主力一再遭到……宋军的沉重打击，损失很重。”（周宝珠、陈振主编《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0页）倘若南宋将对金的战争坚持下去，实现北伐的预期目的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然而，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在宋宁宗不同意的情况下，投降派核心人物礼部侍郎史弥远派人暗杀了韩侂胄。宋宁宗迫于投降派压力，只得与金人订立了和议。轰轰烈烈的开禧北伐终于扼杀于投降派之手！一年多后，陆游借古讽今，悲愤写道：“萧相守关出汉业，穆之一死宋班师。赫连拓跋非难取，天意从来未易知。”（《读史》）诗人指出，由于韩侂胄之死，才导致了开禧北伐的失败。斯诚持平之论。这也进一步说明，将开禧北伐的失败归咎于所谓“轻率”“冒进”是片面的。韩侂胄伐金，符合南宋人民的愿望，得到包括辛弃疾在内的抗金派拥护，连金人也不得不承认，韩侂胄伐金乃“忠于国家，谬于为身”（《齐东野语·诛韩本末》）。将韩侂胄伐金说成“误国”，本是南宋主和派制造的一桩历史冤案。教材中所谓韩侂胄“要以伐金自立大功”的说法，实在是一种蹈袭旧说的简单化看法。本文无意对韩侂胄一生行事作全面评价，仅想指出，创作《永遇乐》词时的辛弃疾，与韩侂胄之间关系是融洽的；在要不要伐金、伐金的准备工作是否充分、伐金的时机是否成熟、伐金能否取得胜利这些重大问题上，双方看法是一致的。看不出有须用《永遇乐》对韩侂胄加以“警告”的前提条件。^[3]

“元嘉草草”句，指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张浚北伐符离兵败事。“元嘉草草”者，隆兴草草也；“赢得仓皇北顾”者，言宋军之兵败南撤也。自符离兵败至作者写作此词，古人虚算，恰四十三年（1163—1205）。词人心目中，“元嘉草草”不等于“开禧草草”。隆兴北伐的失败也不意味开禧北伐的必然失利；相反，词人已经冷静客观地看到，开禧北伐是可能成功的，否则，词人怎么会企求在即将来临的大战中受到重用一试身手？词人料想不到的是，开禧北伐会扼杀于投降派之手。因此可以说，“元嘉草草”句与韩侂胄其人、开禧北伐其事并无关涉。这一点，岳珂《桯史·论稼轩词》可为佐证。岳珂曾亲听辛弃疾口吟《永遇乐》词，并提出“微觉用事多耳”的意见，稼轩“促膝”听其说，“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岳珂对该词之理解自然相当可靠。岳珂于该文中独提该词下片之“可堪回首”句与“凭谁问”句为“寓感慨者”，亦可推知“元嘉草草”句与“四十三年”句，仅是陈述事实而已，其间并未寄寓特别的“感慨”。《桯史》成书于韩侂胄身败名裂之时，如“元嘉草草”句确寄寓了“警告”韩侂胄的深意，岳珂于文中断无不挑明之理。如果像参考书断言的那样，辛弃疾“希望当局接受历史教训，不要轻举妄动”，试问：这与辛弃疾对北伐四十年的疾呼岂不矛盾？北伐“草率”的说法与投降派攻击北伐的论调又有何区别？辛弃疾岂不是在与主和派同声相应？笔者有理由认为，这种提法，看来是抬高了辛弃疾，实质上是贬低了辛弃疾。

辛弃疾警告韩侂胄说长期流行，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一方面，韩侂胄死后，一直遭道学家攻击（元初修《宋史》竟将其与秦桧同列《奸臣传》），连其伐金也被视为“误国”，这不能不对辛词评价产生影响。一种“为尊者讳”的心理驱使人们牵强附会地从《永遇乐》一词中去寻找所谓的“辛韩分歧”。另一方面，由于南宋抗金大臣历来任期不长、调动频繁，也由于韩侂胄知人不明、用人不专，开禧元年（1205）六月，在任仅十五个月的辛弃疾被从军事要冲镇江调离。这对向往“金戈铁马”生活的词人不啻是一个沉重打击。此后，辛韩之间产生了个人恩怨^[4]。尽管韩侂胄当政时，辛弃疾又有落职与起用的几度宦海沉浮，但这种个人恩怨终究难以弥合。而将这种抗金派之间的个人恩怨“合理”扩大并超前移植到《永遇乐》一词之中，就不免形成了一场历史的误会。

（原载《语文学习》1991年第5期）

【注释】

[1]关于该词写作时间，教材与参考书说法不一。一说作于开禧元年（1205），一说作于嘉泰四年（1204）。今据该词标题“京口”、词中“四十三年”句及岳珂《桯史·论稼轩词》中“乙丑（1205），南宫试”句，可定该词当作于开禧元年（1205），且不会迟于该年六月辛离镇江任所时。

[2]一说此词为刘过作。刘为辛派词人，嘉泰四年（1204）被稼轩延入幕府。辛刘交游甚密。《西江月》即令为刘作，也反映了辛的北伐观点。

[3]值得玩味的是，辛韩的这段交往，理所当然为主和派所不容。“先生因韩侂胄将用兵，值其生日，作词寿之……先生卒后为倪正甫所论（弹劾），尽夺遗恩。”（转引自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第538页）这也从反面证明，离镇江任所前，辛韩关系是密切的、观点是一致的。

[4]开禧元年（1205）七月，辛弃疾落职后“舟次余干”，作《瑞鹧鸪》词，中有“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句，本文认为，这说明辛韩间开始产生了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