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五里一徘徊”之“徘徊”

说“五里一徘徊”之“徘徊”

听一同仁授《孔雀东南飞》，对起首两句诗所作“考证”颇感有趣：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起兴。然“兴”中又寓“比”。诗末言焦仲卿“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只悲怆哀鸣的“孔雀”，所喻正是焦仲卿啊！

缘何偏飞“东南”而不往“西北”呢？因焦府在庐江府西北方向，刘家方位在东南。

“徘徊”，反映出焦氏自缢时的迟疑不决。刘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何其刚烈果决！“府吏闻此事”，始徘徊犹豫“自缢于庭树”，其性格之懦弱可见一斑。

没有理由指责教者之穿凿。“孔雀”两句诗，教材就是如此诠释的：

汉人诗常以鸿鹄徘徊比喻夫妇离别，此诗开头也有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凡比喻，喻体、本体“重合相融、彼此混同”（《修辞通鉴》第350页），其本体意义是完全可以捉摸的。要讲清本体的“意思”，势必要联系诗歌文本探幽发微，“以彼物比此物”。这“彼物”“孔雀”自然非“此物”“焦氏”莫属了。

“考证”新则新矣，却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孔雀”两句运用的手法，到底是“比”呢，还是“兴”？如果是“兴”，“兴中寓比”之说能够成立吗？

这两句诗，历代诗评家界定为“兴”，殆无疑义。关于“兴”，汉唐经生有种种玄而又玄莫测高深的说法，且置而不论。教材接受了宋代朱熹《诗集传》中的提法：“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子的定义尽管没有完全割断“兴”与“比”的联系，但“孔雀”两句既为“他物”，不过是“引起”“所咏之辞”焦刘悲剧而已，其间的“联系”就没有强行破译的理由。

明清学者对“兴”的定位方比较清晰。明代徐渭《奉师季先生书》：“《诗》之‘兴’体，起句绝无意味，自古乐府亦已然。乐府盖取民俗之谣……此真天机自动，触物发声，以启其下段欲写之情，默会亦自有妙处，决不可以意义说者。”（《青藤书屋文集》）按照这种说法，“孔雀”两句，不过是“取民俗之谣”，“启下段欲写之情”而已，“比喻夫妇离别”这层“意思”，是绝对拉扯不上去的。

“兴”“比”两种手法，不存在交叉关系。清代姚际恒云：“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是，则兴、比差足分明。”（《诗经论旨》）“孔雀”两句，既说之以“比”，何必命之曰“兴”？难道二者还有主次轻重之别吗？

时贤钱钟书先生对“兴”这样界定：“触物起情为兴之旨”，“触物似无心凑合，信手拈来，复随手放下，与后文附丽而不衔接，非同‘索物’而着意经营。”（《管锥编》第一册第64页）无心凑合，触物起情，附丽诗歌之中，游离情节之外：兴、比分野，彰彰明矣。查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余冠英《乐府诗选》等注本，皆言此二句“起兴”而不涉“比喻”。

“汉人诗常以鸿鹄徘徊比喻夫妇离别”这一说法，大概由闻一多先生《乐府诗笺》中一段话引发。闻先生在列举以“鸿鹄”起兴的“汉人诗”后，旋称：

以上大旨皆言夫妻离别之苦。本篇“母题”与之同类，故以借以起兴，惟易“鹄”为“孔雀”耳。

这段话，常为喜深掘“孔雀”两句诗“微言大义”者引用。然而，一者，闻先生言“借以起兴”，并未涉及什么“比喻”之类。一者，“同一母题”，无非是说，以“鸿鹄”“孔雀”起兴的乐府诗，皆出市歌巷谣，诗作者不过是以旧题述新意而已。可见，“比喻”云云，是对闻先生说法的一种曲解。

那么，以“鸿鹄”起兴的“汉人诗”是否“皆言夫妻离别之苦”呢？这里不得不作一点简略分析。——非如此，不足以证明教材注释实际上包含着一个虚假的判断。

《艳歌何尝行》：“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下接言“念与君别离”，写一女子相思之苦，起兴诗句似与“夫妻离别之苦”有联系。

《襄阳乐》：“黄鹄参天飞，中道郁徘徊。”下写扬州一轻薄少年与襄阳一妙龄少女猝然相遇，少年觊觎女色，“不能买将还，空手揽抱侬”。起兴诗句就很难说与“夫妻离别之苦”有多少联系了。

《苏子卿诗》：“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下云“请为游子吟”，明明是一首送别朋友的诗（萧统《文选》以为苏武送李陵，今人多疑拟托。待考），与“夫妻离别”了无瓜葛。《临高台》：“鹄欲南游，雌不相随……五里一顾，六里徘徊。”魏文帝此诗，所云乃“臣当尽忠”之老生常谈，与“夫妻离别”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如此说来，一经以“鸿鹄”起兴，诗歌题材即已框定，这一说法本身即不符乐府诗的实际。“鸿鹄”之类诗句，是流布街坊巷陌、人人悉知熟闻的民谣，诗人“信手拈来”“随手放下”“借以起兴”而已，与诗歌题材并没有必然联系。上引四首诗可以证明这一点。

《孔雀东南飞》当然也不例外。“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和焦刘悲剧没有意义上的联系。换言之，该诗开头可以这两句起兴，也未尝不可以“鸿鹄东南飞，十里一徘徊”“孔雀西北飞，五里一反顾”之类的诗句起兴。因为“鸿鹄、孔雀”“东南、西北”“徘徊、反顾”这类词语，是民谣中的俗语套话，起一个“触物起情”的作用，与诗歌内容毫不相关。

《管锥编》曾以一童谣为例说明何者为“兴”。依笔者观之，此例令前人所有关于“兴”的论述相形见绌，妙就妙在可令知书童子弄清“兴”是怎么回事：

一二一，一二一。

香蕉苹果大鸭梨，

我吃苹果你吃梨。

这首童谣被钱先生称作“六七岁儿童聚戏歌”。这“一二一，一二一”算什么手法？起兴。和吃水果意义上有没有联系？无关。钱先生调侃道：“前举儿歌，苟列三百篇中，经生且谓：‘盖有香蕉一枚、苹果二枚、梨一枚也。’”（《管锥编》第一册65页）“孔雀”两句诗在诗歌中的作用和“一二一”并无实质的不同。将焦氏比拟为“孔雀”之类，不正是钱先生揶揄的“鼷钻牛角尖，蚁穿九曲珠”式的“考证”吗！

“比喻”之说，“蛇足”一例。

（原载《语文学习》199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