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思维与形式逻辑

（1）逻辑的本源

知识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认识自然、社会以及自身所形成的理论成果，而逻辑应用则是这种知识体系的分析工具和建构工具。离开了分析工具和建构工具，科学就是空中楼阁。

一个逻辑推理的过程大概分成四个部分：抽象、概括、判断、推理，这其中每一个部分或多或少都集合了分析和综合的过程。而这些过程应用的就是数据的集合。这就是信息社会管理文化所体现的数据思维。

那么，什么是思维方式呢？思维方式就是那些起普遍作用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思维定式及看待事物发展趋向和大众公认的观点。人类文化现象从本质上说就是思维方式，它是对人类的行为起规定性作用的。因此，文化现象背后是思维方式，它是一种对人类文化行为起支配作用的客观存在的决定性因素。不同的逻辑思辨、推理方法会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逻辑思想的主要发源地有古希腊、古中国和古印度。由亚里士多德等人创立的古希腊逻辑就是古代思想理论的典范。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人，世界古代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堪称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他师从柏拉图（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从18岁到38岁——在雅典跟柏拉图学习哲学，二十年的学习和生活对他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在柏拉图的影响下，他对哲学推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的逻辑学说奠定了基础。

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成为形式逻辑学的奠基人。

亚里士多德认为，思维要有正确的引导路线，即规律。他还认为分析学或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的工具。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他的6篇逻辑学著作在公元1世纪被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安德罗尼柯编辑成书，书名就叫《工具论》。这本书训练和教会了人们如何进行理性的思考和谨慎的表达，从而构建了现代科学的术语体系。

古希腊逻辑的一个重要应用是哲学论证，而哲学论证又是逻辑思维训练的重要方面。这显示出古希腊哲学的一个独特特点。

中国作为古代逻辑思想的发源地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产生了逻辑思想的萌芽。当时，中国正处于诸侯纷争、割据的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人们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和主张，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各派为了宣传自己的理论和主张，驳斥别派的观点，必然要对论辩的原则、方法等进行探讨、总结，形成有说服力的理论和观点。其中尤以孔子、荀子的“正名”、墨家的“辨学”思想为代表。

墨子出生于公元前468—376年，是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逻辑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工程师，墨家的创始人。相传墨子是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关于墨子的传说，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在历史上用逻辑思维的方法有效劝阻楚国停止攻打宋国。

墨子对中国数学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墨经》给出了一系列算学与几何学命题与定义。比如：“倍，为二也”。即原数自加一次或者乘以2为倍。又如，定义圆：“圆，一中同长也。”即圆是与中心同样长度的线所构成的图形。虽然这些命题与定义只是文字的表述，并无数学符号的表达，但是，它所具有的抽象性、逻辑性与严密性，可以说代表了先秦时期最高的数学理性思维水平。尽管《墨经》中只是零散地包含了一些关于科学研究的记录，缺少类似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系统性，但是，这些记录代表了先秦时期我国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内容及其逻辑性、严密性等在我国科学史上极具特色与价值，甚至在世界科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墨家的逻辑学体系包括“名”“辞”“说”“辩”几部分，以“辩”统摄全体。首先是“以名举实”，其次是“以辞抒意”，再次是“以说出故”。墨家“说”式推论的基本逻辑范畴是故、理、类。“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故是事物所能成的原因、条件和论题的根据与理由。“理”也即“法”，是指事物之理和立辞的论据。

秦汉之后，随着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的到来，中国名辩之学逐渐沉寂下来，历经两千多年，几乎没有大的创造性发展，当然也谈不上有什么应用。特别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层面擅长形象思维而缺乏抽象思维能力，尤其缺乏数学思维能力，也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精神的产生和发扬。

在我国，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实际应用，逻辑思想的理念都是比较缺乏的。梁启超曾经满怀感慨地说：“欧洲之逻辑，创自亚里士多德，后墨子可百岁，然代有增损改作，日益光大，至今治百学者咸利赖之。《墨经》则秦汉以降，漫漫长夜，兹学既绝，则学者徒以空疏玄渺肤廓模棱破碎之说相高，而智识界之榛塞穷饿，乃极于今日。吁，可悲已。”

（2）数据、逻辑与科学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或一个人，只要受到理性的引导，而不是受激情和主观意志的驱使，就离不开逻辑和逻辑应用的理性分析。因为，逻辑使人们更具有批判性，因而，他们就不大容易为所有似是而非的推论引入歧途。勇于质疑是批判性思维的主要精神，只有在质疑的过程中才能探寻规律，发现真理，修正谬误。那么，质疑的标准是什么呢？其核心就是逻辑。

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我们知道，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中国的经验技术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但是，由于缺乏古希腊那样的科学思想的引领，中国古代没有形成完整的形式逻辑思想和理论体系，这就很难产生严密的理论武器及严谨的思维方式，导致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它不仅仅体现在物质文明方面，而且在人们的科学素养方面和民族思维方式形成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爱因斯坦在1953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他说，科学家的目的是要得到关于自然界的一个逻辑上前后一贯的摹写；逻辑之于他，有如比例和透视规律之于画家一样。

英国现代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过程哲学”的创始人怀特海也说道：“没有逻辑就没有科学。”

不仅仅如此，奥地利裔美国数学家哥德尔说，逻辑学是一门优先于所有其他科学的科学，它包含所有其他科学的基本观念和原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逻辑思想是人类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它作为科学的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逻辑思想往往体现在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之中，因为，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沉淀，所以，它也是不同民族之间、不同人群之间、不同人之间看待问题，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差异所在。

首先，东方的思维方式一般情况下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积累，也就是知识体系的建立，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即偏重于实用性。西方的思维方式则不尽相同，他们除了注意应用性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之外，更注重工具系统的锻造，即建立科学的知识体系。

其次，东方的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也就是急功近利，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色彩太强。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它们更多地体现了客观理性。

再次，东方的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某些数据的简单的类比，而对于事物发展关系的演绎和事物因果关系的探求方面有所忽视。西方的思维方式恰恰相反。

最后，东方的思维方式产生于长期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之下，人们的思想不免打下“守一”“齐一”的思想烙印，而磨灭了理性的创新精神。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更多的冲破思想框框、不畏思想枷锁的创新精神，因而质疑和挑战成为西方思维方式的核心内容。

那么，按照爱因斯坦的逻辑，我们或许找到了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和现代科学的原因。即不具备“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个基础。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中国古代的一切技术只能归结为经验技术，而非科学技术。

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信息社会，现代逻辑的发展直接催生了人类思想奇葩。这种发展是一个与哲学、数学、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等学科不断交叉的历程。它们发展的结果就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的信息工具。大数据时代的管理文化告诉我们，没有逻辑思维，就不可能形成数据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