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与“礼”也是政治

在古代，“数”与“礼”关系是密切的，在“礼”的实施过程中，“数”的多少是有严格规定的，这就是“礼数”，用现在话讲就是“政治”。

“礼”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谓由来已久。在远古时期，“礼”主要是指人们对于神灵的敬畏和祭祀。礼是决定人伦关系、明辨是非的标准，是制定仁义道德的规范。它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还是行为的具体规则，它不仅制约着社会的伦理道德，也制约着人们的生活行为，正如《左传·庄公十八年》所说：“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古代的“礼”就是凝聚社会的一种方式。用荀子的话来讲就是“分”。《辞海》中把“分”解释为“名分”“职分”，用社会学的概念来解释，所谓的“分”，就是按社会中各人所承担的功能角色，把人按其所承担的功能，划分在不同等级中，每个人按自己的名分职分去尽责，这是中国社会的组织形成的基本原则。先秦商鞅《开塞》中说：“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君乃管分之枢要也。”“分”“制”“禁”“官”“君”，这五个环节就构成中国社会组织的政治结构。

这里的“礼”指的是《周礼》，又称《周官》或《周官经》。相传这部书是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来的一部古书。内容是讲国家体制和官吏的执掌。这部书是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的产物，所以，有“周公作礼”之说。

《周礼》是通过“名”与“器”这两个因素相结合来实现的。这里的名就是名位、名分、名号或爵号。这里的器，就是指用来象征名位高低的器具、礼器，如杯、盘、樽、鼎之类的器具。这就是“名以命之”“器以别之”。司马光指出，名与器是礼的载体，如果没有名与器这两个要素，礼的功能就无法体现出来。比如“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

再如“天子八佾，诸侯六，卿大夫四”等，严禁僭越。“佾”，就是乐舞的行列。一行八人，叫一佾。用几行，就叫几佾。古代的乐舞，并不简单的只是艺术，它也是政治，是伦理，是礼。所以，佾，不是可以随便用的。按照周礼，天子八佾，就是八个人一排，六十四个人在那儿跳舞。“八佾舞于庭”，这种仪式是天子独享的。对于诸侯来说，只能享受“六佾舞于庭”的待遇，也就是跳舞的人只能是四十八人；大夫四佾，三十二人跳舞；士二佾，十六个人跳舞。超过这个数量规定，就是违反《周礼》，就是违反“政治纪律”，就是僭越，应该受到责任追究和惩罚。

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典故说的就是季孙氏僭越礼数的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是号称最尊崇周礼的，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地。但是，在春秋的初期，政治秩序逐渐被打破，“礼”的秩序也被破坏。鲁隐公被弟弟桓公害死，桓公当上了国君。后来，他的三个儿子庆父、叔牙和季友也就是老大、老二、老三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因为他们是桓公的儿子，所以，历史上称为“三桓”。

后来，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控制了鲁国政权，权倾朝野，尤其是季孙氏位高权重，甚至发展到赶走鲁君，摄行君位的地步。鲁昭公被赶到齐国，鲁哀公也被赶到卫、邹、越等地，而鲁悼公时期，三桓强盛，公室弱小不堪。

季孙氏也就是老三，他是“三桓”之首，不仅不把国君放在眼里，甚至自比天子。按照《周礼》应用六佾，周朝天子可用八佾。可是季氏却公然用了天子的礼仪，让六十四人排成八行在庭院里演出乐舞。孔子得知后非常气愤，这不是严重的僭越吗？因此他愤怒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话的意思是：如果这样的事都能忍心做出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另外也可以解释为：如果这样的事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这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典故。

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数”与政治也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