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刘兵教授

大约在1998年，记者在北京地坛书市淘到了刘兵出版于1996年的《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一读之下，颇为喜欢。那时，我还不认识刘兵教授，更想不到后来做的工作与科学史颇有些关系，而且，这本书在多年的工作中给了我很大帮助。日前，记者读到《克丽奥眼中的科学》增订版，不由得泛起淡淡怀旧之情，于是有了这篇访谈。

读书报：江晓原教授在修订版序言中介绍说，《克丽奥眼中的科学》初版面世的1996年，科学史在国内还是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学科。十余年后的今天，科学史已被国家承认为理科一级学科，除了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这个国家队外已有4所高校设置了科学史（院）系。《克丽奥眼中的科学》初版是收入关注新学科的“新视野丛书”（山东教育出版社）中的，今天，这个学科显然已不那么“新”了，对您来说，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吧。

刘兵：近十余年来，在中国，科学史这门学科在建制化方面确实有了极大的发展，例如像你提到的在一些高校中科学史（院）系的成立，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事。除了专门化的院系的设立，科学史领域中培养的学生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相应地，相关的研究工作的数量也多了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使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发展更为顺利，也更有理论基础，科学编史学的研究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大。令人欣慰的是，在你提到的那几个科学史（院）系中以及在其他一些培养科学史的学生甚至于相关专业（如科学技术哲学等专业）的学生的教学科研机构中，也大多开设了科学编史学或者类似相关的课程。在我所指导的研究科学编史学并且毕业了的博士研究生中，也有多人在不同的学校讲授科学编史学的课程。当然，作为一个有别于一阶科学史研究的二阶学科，科学编史学自身的发展还仍然面临着不少的困难。

读书报：科学编史学对“科学史”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往往是分析性的、批判性的，免不了说三道四，在科学编史学的视野里，科学史奠基者萨顿的实证主义研究纲领就显得太过时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会被看做19世纪浪漫主义者的风格……在科学史学者那里，科学编史学的论说不太受待见吧？

刘兵：你说的确实是实情，尽管比起前些年来科学编史学的处境有了一些改善，研究者多了一些，但仍然有许多科学史学者对于科学编史学这种理论研究存在有一定的偏见。如认为这不是“实证”的具体研究，有空谈理论的嫌疑等。对于这些看法，我在新版的书中也都做了部分的回答和讨论。因为作为二阶的研究，科学编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史家和科学史家们写出的著作及其相关的思想、观念和方法等，因而科学编史学在二阶的意义上，也是有其直接的对象和文献的一种实证研究。我在新版的书中还谈了一些新的想法，例如，我发现，不仅仅在科学史这个领域中，就是在其他领域中，也都存在有被研究者对自己成为研究对象而有一种抵触，认为只有自己才最了解自己的工作，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比如，文学家们往往对于文学批评也有类似的“敌意”。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定这些研究的重要意义。这里也有一个专业分工的问题。而且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到，随着科学编史学的发展，也确实有一些科学史家们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意识到了科学编史学的重要性。

读书报：读初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等章节，对“真实的历史”观念的“解构”，新版增加了“科学史的客观性”一章，对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等问题有进一步的阐发，您似乎更加强调历史的主观性、相对性与多元化，这是否反映了您思想上的变化？

刘兵：是的。其实就我个人来说，在不同的研究方向上，包括科学编史学在内，思想一直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而在变化。我曾经在其他地方发表的东西中提到，学者要进行研究，思想观点随着学习、思考和研究而有改变是自然的、正常的，而且是有必要的。如果思想观点不变化，那还需要研究做什么？研究就是为了带来新的观点，带来改进和变化。你注意到的这几点，确实也是近些年来我思想变化中的一些重要方面。

读书报：初版中“女性主义与科学史”、“心理传记”等章节读来很有趣，但据我这样一个业余的科学史爱好者的了解，女性主义、精神（心理）分析进路下的科学史学者成功的作品似乎不多，比如您在“心理传记”一章末尾写道：“能为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史家共同体较为认可和接受的以科学家为对象的心理史学研究，到目前为止似乎仍未出现。”那是否这样的科学编史学论述就和科学史界的实践太过脱节了？

刘兵：我觉得并非完全如此。在你举的两个例子中，女性主义我后来实际关注的更多些。在我的观察中，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并少见。像在西方学者所做的被翻译过来的著作中，如《技术与性别》、《繁盛之阴》等，都是很有影响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之作。只不过在我们这里，由于传统研究范式的力量还很强大，女性主义学说的传播和接受在各界仍然不尽如人意，所以与理想的发展还有一定距离。但一方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的作用，另一方面，你所说的“脱节”，反过来看，不也正说明了这种科学编史学研究对于推动我国科学史研究接受更新的理念和方法，带来更前沿的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吗？而且，还需要补充的是，其实这种科学编史学的研究，不仅仅对于科学史学科，对于其他一些相关的学科，如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文化，STS等，也都是有着类似的意义的。

读书报：新版后记里，您发愿将来“再编一部更具前沿性的‘后现代科学编史学’”，您对“后现代科学编史学”的构想如何？新版略有提及的SSK（科学知识社会学）进路的、人类学进路的科学史是否在“后现代科学史”的范畴内呢？

刘兵：是的。而且不仅仅限于你刚提及的这些内容，在我的设想中，它还应该包括更多的新内容。近些年来，我在指导博士生做他们的学位论文时，也有意识地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例如像修辞学的研究进路，视觉文化的研究进路以及与科学传播相关的研究等，也都在其中。这里所说的“后现代”，可以更为宽泛地理解为一种思潮、一种语境、一种倾向，一种与传统的立场有所差别的意识。

读书报：不是作为科学史的同行，而作为对科学史的理论研究者的角度，您对当前国内科学史研究的现状如何看？近年有哪些您觉得印象深刻的科学史作品？是否可以向一般读者推荐一些优秀作品？

刘兵：这个问题要回答起来是有些难度的。就当前国内科学史研究的现状，总体说来，我觉得在内容范围上、研究深度上、研究方法和观念上都比前些年有了不小的进步，但如果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还是要显得有些传统和保守，在新意上还是有相当的欠缺的。在我教学的课堂上，当学生们做研究文献的阅读比较时，这种感觉也是非常强烈的。不过，这也意味着我们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至于列举印象深刻并向一般读者推荐的作品，限于篇幅，这里还是不提了吧，如果提得不完整，那反而会有负面的作用。其实，我和我的朋友江晓原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坚持了近100个月的对谈栏目“南腔北调”中，是已经推荐了相当多这样的作品的。（本报记者　王洪波）

原载2010年7月21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