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评价的产生与发展

综合评价是评价主体为了一定的目的，在数据资料的支持下，从社会、经济、科技等多方面、多角度对某一研究对象进行的系统评价，从而得出对被评价对象整体性认识的一种评价活动。

人类最早的评价活动起源于善、恶、美、丑的评价。陈新汉认为人类祖先的评价活动是以社会活动的形式开始的：对图腾的崇拜是典型的原始居民所进行的评价活动，神话是原始居民进行的较图腾祟拜更高级的一种评价活动形式；史记是社会评价活动进入较自觉阶段的一种形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新兴资产阶级立场，用“人类的理性”作为尺度来评判历史和现实，形成了社会评价活动中的更为高级的一种评价活动形式。

关于经济评价活动及其评价理论的产生也源远流长。对此，刘志东从项目经济评价角度进行了梳理。他指出：私人投资项目的评价理论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早期，其特点是寻求企业的最大利润。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等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者在分析私有企业行为过程中，大都是在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去集中分析私有企业追求最高利润的行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了资本主义自由放任体系的崩溃，使经济学家开始关心社会效用、生产和消费水平、资源的配置及一般社会福利问题，从而产生了福利经济学，并成为了项目评价的理论基础。凯恩斯主张政府积极干预国民经济，以保持充分就业，这为西方各国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事务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依据。20世纪30～70年代的40年间，虽然项目经济评价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是传统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占支配地位，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提出了像OECD、 WB、 UNIO、 UNIDO-IDCAS、 EM等一系列新方法。

关于综合评价方法的研究，张尧庭指出（张尧庭、张晓朴，1995），早在1888年，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的杂志上就刊登了埃奇沃思（Edgeworth）的论文：《考试中的统计学》，提出了对考试中的不同部分应如何加权。1913年斯皮尔曼（Spearman）发表了“和与差的相关性”一文，讨论了不同加权的作用，这篇文章实际上已用了多元回归和典型分析。在20世纪30年代，因子分析的创始人Thurstone和Likert又对定性记分方面的工作给予了新的推动。

关于我国的综合评价活动的开展情况，刘树梅和何锦义于2002年给予了总结，他们指出：改革开放前，我国评价活动主要运用的是一个指标通过简单比较而进行的，指标运用相对比较简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场化进程要求必须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评价；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统计方法制度的国际接轨，拓展了统计的范围，丰富了统计的内容，多指标、多单元（多地区、多单位）的综合评价活动得到迅速的发展。1982年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委开展的工业综合经济效益评价可以算作综合评价活动的开端。1985年科技普查后，科技领域开展的一系列有关区域科技能力、科技实力和科技绩效等综合评价活动，可以看做是综合评价活动在范围上的拓展。在这一阶段，综合评价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已经较为成熟定型，但由于当时统计资料的相对不足和质量不高，再加上评价实施者多是机械地照搬理论和方法，评价结果并不十分理想。 自此之后，有关社会发展状况的评价、各种类型企业实力的评价等在各个领域广泛展开。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机构的评价取向对我国的综合评价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于综合评价理论的发展问题，苏为华指出（苏为华，2001）：统计综合评价技术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均有了很大的发展，新的方法时有提出，旧的方法也不时有改进或改正意见发表。从最初的评分评价、组合指标评价、综合指数评价法、功效系数法到后来的多元统计评价法、模糊综合评判法、灰色系统评价法、AHP法，再到近几年来的DEA法（数据包络分析）、ANN法（人工神经网络）等，评价方法日趋复杂化、数学化、多学科化，使之成为一种边缘性的科学技术。综合评价方法的应用领域也日益广泛，从最初的各行各业经济效益统计综合评价到后来的技术水平评价、生活质量评价、小康水平评价、社会发展评价、环境质量评价、竞争能力评价、综合国力评价、地区经济实力评价到近几年的可持续发展评价、现代化水平评价、城市化评价、人员（包括领导者）素质评价、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管理评价等等，可以这样说：几乎任何综合性活动都可以进行综合评价。既有宏观层次的综合评价，也有微观层次的综合评价，既有像“综合国力”、“环境质量”、“现代化”等“大系统”的评价，也有一些如“水资源评价”、“高校师资评价”等非常专门的“小系统”评价，综合评价应用的复杂性也日益增强。所有这些均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综合评价这种定量分析技术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它为人们正确认识现象（事物）、正确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手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