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7世纪末，英国还是整个欧洲森林覆盖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广义上的林地只占到全国土地面积的5%，并且还有10%的林地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此外，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原产于英国的树木品种同样也可谓是非常之少，仅仅有不足30个阔叶树种，以及5个常绿树种。树木种类的分布，往往是环境条件与过去人类活动混合而来的结果。尽管林地面积有限，但它们分布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域，种类也同样多种多样：因单宁酸的需求，橡树集中生长在康沃尔和德文郡；呈条带状的桤木矮林则生长在英国中部的溪畔或河边；被截去头木的橡树、白蜡树，以及被剥皮的榆树则往往生在篱墙之中；而具有重要意义的本土作物苏格兰松，它的生长范围只在苏格兰境内。由于林地面积小，英国林业原料需大量依赖进口，而非利用本土木材或林木产品。此外，极少有小型的公共森林，能够从如迪恩森林或新森林这一类皇家森林的残余部分中脱离出来。实际上，这种政府管制的缺乏，对于林业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在这种状况下，整个19世纪里那些对来自大陆的科学林业运作方式十分热衷的有识之士，都需要艰难地说服数百位不同的土地拥有者，让他们相信科学林业的新方法益处多多。
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而非如德国的各个地区——专家们可以直接为政府工作。
此外，由于英国林地面积小，且本土树种相对稀少，在18世纪和19世纪，人们对于林木管理的兴趣也开始急剧增加。在1750年至1850年之间，人们普遍对英国森林覆盖率的下降产生了忧虑。这首先是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但另一方面同样也是新兴工业和制造业如钢铁工业对木炭现实需求的体现。土地拥有者们同样会被艺术协会鼓励多多种树，作为其名下地产进步之体现。协会提供象征着荣誉的“金牌”和“银牌”，用于表彰在过去的一年里种植树木最多或森林面积最大的土地拥有者。鼓励种树的目的多在于协助海军供给、覆盖公共土地及荒地、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以及作为一种工业资源，或是更深层的“对国家进行的点缀”。4树木和森林的各个方面，都成为人们探讨和争论的课题，论题包括树木的选择是否应当遵循美学、科学以及经济等方面的原则，现存的树木是否应当以收益为基准进行管理。人们试图对树木进行定义、登记造册，遵循科学或国别上的划分，同时建立起树木在篱墙、庄园、花园、田地等户外场景下的管理规范。这些问题同时也深陷社会与政治的考量之中，例如是否应该允许社会团体进入树林，以及利用木材。
对树木的热情，实际上是对农业及乡村建设热情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大英帝国权力、贸易、工业及财富的多方面崛起密切相关。这种热情同样体现在绘画、诗歌及文学创作领域对树木及森林各式各样的文化诠释之中。树木成为占有与财富、自然与美丽、年龄与衰老的意象符号。对于尤维达尔·普莱斯而言，树木是如画美学改进之下必不可少的风景元素。伸展“直冲天际”，在美丽上它们“不仅远胜于自然界其他索然无味的万物”，也是“完善而完美”的自我本身。树木在“形式、色彩……光与影”上提供了“无限的形式”，“品质上错综复杂”，由“数以百万计的大树枝、小树枝和树叶组成，彼此混合……交错而成”。通过它的多个面向，人的眼光会发现“新的、无限多的排列组合”，而这“错综复杂如迷宫”并不曾带来“令人不悦的困扰”，却是一个“宏伟的整体……包含数不胜数的瞬间，与卓越的部分。”5
约翰·克劳迪乌斯·劳登是尤维达尔·普莱斯最有影响的追随者。他在1783年出生于苏格兰拉克纳郡，在爱丁堡大学师从安德烈·考文垂（Andrew Coventry）[1]，同时还成了一位园丁的学徒。1803年，他接受了自己的第一份园艺景观委托，来自于珀斯斯康宫的曼斯菲尔德勋爵。他众多著作里的第一部是《构建及管理有用且富于装饰性树林的意见》（Observa-tionsonthe Formationand Management of Usefuland Ornamental Plantations），出版于1804年。他认为树木是“最有生命力的客体，可以用来装饰自然那毫无生气的脸庞”。单独一棵树，可以通过“错综复杂的结构、安排其大树枝、小树枝、树叶，它的种种形式、美丽的颜色、多样化的光影组合”来实现取悦人们的目的。这令它“远远超过其他客体”，产生了一种“简单而宏大”的普遍影响，尽管“各部分仍有自己的个性”。树木是“地球表面最伟大的装饰物”。6劳登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最伟大的百科全书编纂者之一，他在1838年时完成的8卷本巨著《灌木真菌植物园》（Arboretum et Fruticetum Britannicum）是一部关于树木资料信息的广泛汇总。他受到自然改良者杰里米·边沁的巨大影响，这令他把自己的一部作品主题定为建造植物园在功利主义方面的益处：人们只看到谷物和食用根块可以为人们提供食物，树木所提供的木材几乎不存在必要意义，但如果没有它，“人们就不会有可满足文明生活需要的住所，也不会有可满足贸易及精炼需求的机器。”7
对于篱墙网络、护田林带、人工林和灌木丛而言，树木都是关键性要素。在18世纪及19世纪，它们在实际及视觉上被用于改造英国的自然景观。保持对自家地产上林木的控制与管理，符合地主们的长期利益。事实上，在18世纪和19世纪，林地越发成为地主，而非农民们的控制范围，尽管各地确切的管理形式依赖于对于树木不同的产权形式及自然权利。林木管理越发与其他农业实践分离。农场上篱墙树木也由土地拥有者本人保养并控制。然而，林地控制权的整体出让，并没有随着人们对土地的兴趣水涨船高，这主要还是因为大量的社会抗议及木材失窃事件。8获取枯木，尤其是柴薪，在19世纪已经成为老生常谈，其中蕴含的却是对于树木，人们希望找回自己此前丧失的原始权力这一动机。偷窃的数量表明“犯罪者或许得到了某种团体性的支持”：1852年，在赫里福郡谢尔维克，“一个消息灵通，常常暗中举报其他人偷窃树木的男人被发现，有人在一个村舍花园里竖起了他的雕像，最终这座雕像被人们仪式性地射击并焚烧”。告密者比小偷更不受欢迎。9
【注释】
[1] 安德烈·考文垂（1762-1830），苏格兰农学家，同时也是英国第一位农学教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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