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的窦娥

西方文化在古希腊时就出现了以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为代表的悲剧作家和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代表的悲剧理论。那么我们中国有这样的悲剧传统吗？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的，也可以说是缺少真正的悲剧精神的。这么说有的人可能要质疑了：《窦娥冤》不是悲剧吗？《红楼梦》不是悲剧吗？其实，真正从悲剧的意义上来看，这两者都不是纯粹的悲剧。

《窦娥冤》写窦娥在张驴儿、赛卢医、桃杌太守等人的迫害下蒙冤受屈，含恨而死，最后写到父亲窦天章作为皇帝所派的“廉访史”，在女儿冤魂的提醒下，重翻卷宗，平反昭雪。可以说“复仇窦娥”的出现使这部悲剧变成了一个对皇帝、清官充满幻想的喜剧结尾。《红楼梦》也被改写成兰桂齐芳。尽管历史上也出现了商鞅之死、吴起之死、伍子胥之死、屈原投江、赵氏孤儿、申包胥哭秦廷、长平之战、聂政行刺、荆轲刺秦王等著名的悲剧性事件，产生了诸如《哀郢》、《国殇》等悲伤的歌辞，但没有出现哪怕是萌芽状态的悲剧。即使偶尔出现“悲歌”，也被当做亡国之音，很快便趋于湮灭。中国人的耳朵不愿听到哀伤、消极、悲观、逆耳、暴露黑暗面的声音。

中国从汉朝一直到宋末仍然没有出现像样的悲剧。尽管汉时有悲歌《箜篌行》、《昭君怨》，有悲剧性长诗《孔雀东南飞》；魏晋时有悲歌《秋胡行》、《东门行》；唐时有《离别难》等悲歌，还有歌唱伍子胥、孟姜女、王昭君的变文；但流行全国的作品几乎没有。即使有悲剧的故事，我们也非得画蛇添足地给它增加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明知狗尾续貂，也要自欺欺人。比如《孔雀东南飞》结尾的“合葬华山傍”，《梁祝》结局的“化蝶”，于是悲剧便不再可悲了，我们破涕为笑了。

我们深受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观的影响，在这样的世界观影响下，作家们在作品中往往把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关系描写成一种亲切融合的关系，很少像古希腊文学那样表现一种人的自由意志与自然、与命运、与社会整体的抗争和对立。造成中国悲剧不悲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文化崇尚长寿、永生、美满以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不喜欢大毁灭、大悲痛，所以，中国悲剧必然要加上喜剧的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