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迷惘

90年代：短暂的迷惘

●七八十年代之交，无疑是一个“科学的春天”、“知识的时代”，但好像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时代又出现了某种微妙的波动。请问，您怎样看待那个年代“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怪象？

〇那是我国改革处于从农村进入到城市、计划与市场双轨制并行时期的特殊现象，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脑体倒挂”，即脑力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低于或等于体力劳动者在相同劳动时间内取得的数量。

当时，一位大学教授当街卖烧饼的事件曾闹得全国一片热议，沸沸扬扬，好不热闹！以至于不少女大学生宁肯嫁给既没文化又无职业的个体户也不会多看大学教师或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一眼的怪现状。

●这不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读书无用”了吗？“文革”中，知识分子没有政治地位并且受到压制；“科学的春天”过后，他们又没有了经济地位。事实真是这样吗？或者真是传言的那么夸张吗？

〇一般人理解的“脑体倒挂”，是指大量知识、技术含量高的劳动者收入明显低于简单劳动者。其实，当时的事实也并非上述顺口溜说得那么夸张。那时的脑力劳动者大多就业于体制内部门，货币工资水平没有能够全面反映公职人员的实际收入和福利水平。而拿到高货币收入的劳动者仅是体力劳动者的一小部分，如个体户、专业户、自谋职业者、乡镇企业人员等私营或集体劳动者，他们都就业于体制外部门，没有医疗、住房、奖金等收入，社会地位也远不如脑力劳动者崇高。同时，就体力劳动者总体而言，实际收入水平也低于“脑力劳动者”。

不过，就“脑力劳动者”的实际社会贡献率以及他们之所以成为其本身的“成本”来说，当时的劳动报酬的确是太低了。且不说那时能成为“脑力劳动者”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科技精英的人数在社会人口中的“稀罕”比例，即以培养这些“脑力劳动者”的时间周期（12—20年）、教育成本等而论，也远非简单的“体力劳动者”可与比拟！所以，对于当时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国之瑰宝”的知识精英、科技工作者来说，其劳动报酬远不如人意，远不能反映其社会贡献。这种对知识、科技价值回报的社会预期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投射到大众心理层面，就是所谓的“脑体倒挂”。

所以，今天不少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回忆起当年的历史情境时，还不免心有余悸地说：那时知识不值钱，科技人员确实收入很低。

●既然“脑体倒挂”现象是改革特定阶段的特殊反映，那么这一特定阶段的“特定”特征又是什么呢？

〇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

一是双轨制。改革必经从计划经济到“双轨制”再到市场经济，所以，在这一改革艰难进行的“特定”阶段，必然会表现为某种发展中的短期效应。“脑体倒挂”即为其中之一。

二是科学技术的生产力效力还没有完全或明显地表现出来。长期的效应，有一定的滞后性，这正好与以上改革的“特定”阶段相重合。

两者波峰的恰好“同步”叠加，便造成了一个高峰效应，这就是“脑体倒挂”现象。所以，有人将这种“脑体倒挂”现象归结为市场经济甚至“拜金主义”，多少是有些极端的。如果是对知识和人才待遇的不平抑或愤懑，则是可以理解的。

●“脑体倒挂”现象所折射的改革特定阶段的特殊原因，是否可以说是：一方面，改革在艰难探索的调试、过渡阶段所出现的短期效应；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脱节即科技转化率不足，造成社会对知识和科技的奉献与回报率期望值过高？

〇可以这么说。为了知识不再贬值，为了科学不再落寞，我们必须记住——科学的春天之后的那个“倒春寒”，那段知识和科学的辛酸、悲怆史！

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在今天“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深入人心并化为实践之时，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民族前行路上曾经的痛，有必要把“脑体倒挂”的原因说透。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给历史一个交代，而且更是为了给未来永久的警示。

一是体制原因。“脑体倒挂”，是我国当时特定的经济体制和错误的劳动价值观念的“结晶”。

计划经济下，没有区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所具有的不同价值，而是追求劳动者形式上的平等，即结果平等，而忽视了实质平等。尽管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但实际上是只计算劳动时间的长短，讲求形式上和分配上的平等，并且美其名曰：“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混淆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本质区别。——而这，恰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根底不同所在：脑力劳动一般属于复杂劳动，而体力劳动一般属于简单劳动。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当今时代，脑力劳动在相同的工作时间内可以创造出较之体力劳动高得多的价值，其对社会的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的贡献远非体力劳动可以比拟。如果仅以劳动时间长短为计，而不考虑劳动的复杂程度、知识含量、科技比重以及实际贡献，既违背了劳动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蜕变为按“时”分配，又不利于知识积累、科技创新——极易滋生新的“读书无用论”社会思潮，其实是一种新的愚民政策和变相的“养懒人”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是民族进步的绊脚石，是社会进步的拦路虎。

双轨制之下，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卖茶叶蛋、理发、修车、摆摊等服务性岗位的劳动者不仅容易转型——所谓“船小好掉头”，甚至“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且其劳动力价格开始由市场进行衡量和调节；作为对照，科研、教育、医疗等多数传统行业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其从业者“下海经商”的社会、经济乃至心理等因素还远未成熟，只能套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早已僵化的工资枷锁里，使知识、科技与文化一时难有用武之地，只好望市场经济之“洋”而兴叹，鞭长莫及。脑力劳动报酬应高于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再生产的需要。复杂脑力劳动能力的形成，需要比简单劳动支出得更多，见效也滞后得多：形成复杂脑力劳动的能力，只靠天赋是不行的，需要教育和训练，还要劳动者个人付出百倍、千倍的努力；脑力劳动需要大量的体力和智力支出，需要良好的工作环境、精神氛围，特别是必要数量的生活资料。

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国普遍重视脑力劳动。在发达国家，脑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往往是体力劳动者的十几、几十甚至上百倍。我国目前脑力劳动者依然是民族的稀缺资源，较之发达国家更是加倍稀缺。尊重脑力劳动者的社会价值，创造宽松的精神氛围和优越的物质环境，调动脑力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使之以主人翁的昂扬姿态投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火热事业之中，是我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一脉相承的根本要求和宗旨体现。

●哦，我多少有点领悟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历史与现实含义。

〇是的，是这个意思。

造成“脑体倒挂”现象的第二个原因是，从科学到技术再转化为现实社会生产力的转型过渡。

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有个著名的判断——历史与逻辑的统一，19世纪末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又提出了生物重演律，也就是说，现实的存在或个体发育史是宏大的历史或系统发育史的简单而迅速的重演。

“脑体倒挂”现象浮现之前，是科学的春天，需要的是科学创造；“脑体倒挂”现象浮现之后，是技术及其应用的春天，需要的是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这种动态演进的历程，很有点像16、17世纪英国与19世纪下半叶德国相比照的情形：近代科学革命时期的英国的最佳人才模式，是思想家、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三位一体”，如牛顿；而第二次技术革命之中的德国的标准人才体制，则是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的“三位一体”，如西门子（Ernst Werner von Siemens，1816～1892）。

●“三位一体”……牛顿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么，西门子呢？

〇西门子，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的工程学家、企业家，电动机、发电机、有轨电车和指南针式电报机的发明者，他改进海底电缆，发明平炉炼钢法，革新炼钢工艺，他是今天依然傲立于世界的西门子公司的创始人。

图3-7　西门子

西门子开辟了一个电力的新时代，塑造了科技时代新式人才模式。作为工程学家，西门子对技术的喜爱及其系列发明直接影响了西门子公司的发展。在西门子身上，再真切不过地诠释了从科学经技术再到社会生产力的转化，体现着第二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新特征。譬如，1866年西门子发现了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并马上由西门子公司制造出人类第一台发电机；同年，西门子还发明了第一台直流电动机，并很快投入到技术的实用之中。此外，如有轨电车（1881）、无轨电车（1882）、电梯（1880）、电气火车（1879）、电动汽车（1898）等都是西门子公司直接利用其创始人的发明最先投入市场的。西门子的成功及其所标识的时代特征，就是技术发明的直接迅速的市场化、社会生产化。

这时，科学已经走出了狭窄的书斋和实验室，通过技术已经能转化成越来越大的社会生产力。人类期盼了几千年的凭借科学技术从而“制天命而用之”的伟大理想终于开始付诸实践。

●无怪乎，科技革命是那样的撼人心魄、催人奋发呢！由此看来，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即科学的春天里所呼唤的正是科学家，而随后的科学社会功能需要具体发挥时，自然更需要技术家与企业家“相结合”的新型人才了。

〇是这个意思。不过需要点明，“脑体倒挂”现象只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倒春寒”或一节“小插曲”，是当时社会经济转型以及科技效力尚待发挥的那个特殊阶段的特殊表征而已，也是当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难堪的折光。

●您的意思是，“脑体倒挂”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基础上的改革进程中不能不面对的一个历史尴尬，或者说是跨过崎岖、迈向未来不能不做出的某种暂时的历史牺牲？

〇不错，“脑体倒挂”现象只是改革昂扬行进中的洄旋和曲折，历史很快就跨越了这一不合理的沟坎。“脑体倒挂”早已成为一个历史的词汇，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包括大学生朋友们，对此大多陌生不已；即使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对此也已是恍如隔世般的遥远印象了。

不过，“脑体倒挂”在我们民族集体记忆中所遗留下的阴影和创痛，却不是短期内所能祛除和抚平的。我们永远不应忘记这一历史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