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梁漱溟与毛泽东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前梁漱溟曾两次只身赴延安，为国事与毛泽东见面长谈。解放初期，他们又多次单独见面，交流思想，共商国是，一直到1953年9月终止。自我撰写的有关梁漱溟的书、文发表以后，常有一些年轻的读者问我，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几十年的交情，就因为1953年9月发生的那场风波而从此付之东流了吗？我把这个问题提请梁漱溟先生答复，那自然是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毛泽东病逝于1976年9月，梁漱溟病逝于1988年6月）。梁漱溟听罢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自1953年9月之后，我的确失去了单独与毛泽东主席见面谈话的机会，但我心里领会到，我自1953年9月之后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并未受到任何组织处理，仍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意思。”事实正是这样：梁漱溟自1953年9月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判之后，虽然对所争论的问题遭到如此不公平的对待而心里委屈，但同时也为自己如此目中无人地当众顶撞毛泽东的行为而深感懊悔。事后不久，梁漱溟苦苦思索，想出了八个大字，即：闭门思过，听候处理。他没有直接写信给毛主席，而是给当时的政协全国委员会陈叔通副主席和李维汉秘书长写信，要求请长假，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均暂不参加，以求有更多的时间在家读书学习，闭门思过。信发出后，梁漱溟真的不去政协了。但不多久，陈、李即派人告知，说政协该发给他的通知一律照发，能不能出席会议由梁漱溟自己酌定。陈、李的答复，梁漱溟心中明白，这是毛主席的意思。
自毛泽东主席逝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国内外来访友人，常常带着好奇的心态询问梁漱溟先生，他是怎样评价毛泽东的？笔者曾就此对梁漱溟先生进行采访。梁漱溟对毛泽东的评价，概括起来有两条：第一，无论从一个领袖人物还是从一个老朋友的角度看，毛泽东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可以说他不仅是本世纪中国的伟人之一，而且也是本世纪世界的伟人之一。第二，毛泽东大半生功绩卓著，到晚年却铸成大错，因此纵观其一生，不止有一个毛泽东，没有同一个不变的毛泽东，而只有变化着的毛泽东，若干个不同的毛泽东，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国内战争时期的毛泽东，解放初期的毛泽东，“文革”时期晚年的毛泽东……梁漱溟常常这样以其独特的思路和语言来表述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见解。但无论对谁的提问，梁漱溟在评价毛泽东时总是在缅怀中深怀敬意，神态是颇为严肃而动情的。
同样的问题是，有不少读者发问，自1953年9月那场风波之后，毛泽东心目中是怎样看待梁漱溟这个与众不同的老朋友的呢？笔者认为，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晚年关于梁漱溟的那段批示。
1974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出席国庆25周年招待会。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刚刚起用邓小平同志主持党和国家的第一线工作。为了落实党的政策，与“文革”以来的任何一年不同，有一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干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请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许多位知名学者应邀出席了。国庆招待会之后，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主席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听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名言，却并不知道后边还有一句“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这是因为当时的特定情况，没有能公开全部引用这段批示。周扬是一位在宣传部门和文艺界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中共内的革命家、文艺理论家，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毛泽东在这里点了他的名对于解放党内的领导干部有重要意义。至于梁漱溟的特殊身份，可不是一般意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是自1953年来实际上被确定的只能起“反面教员”作用的有着“花岗岩脑袋”的“反动分子”。因此毛主席1974年10月的这个批示，其重要性一是点梁漱溟的名有其统一战线政策上的典型意义；二是证实了即便1953年之后毛与梁中断了见面长谈，但毛泽东的记忆库里并没有忘却梁漱溟这位特殊的老朋友。从这两方面看，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既是政治性的，又是充满友情味的。
当笔者得知上述批示的内容时，梁漱溟老先生身体状况已经较差，我在探望时向他作了转述。他听后既严肃又欣慰地对笔者说：“人无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对于凡人或伟人，都同样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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