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失良师益友

文成章

今年春节前夕, 突传噩耗: 敬之同志不幸与世长辞了。 当时, 我真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一年前的8月, 他还和允贤同志、 丕之同志和鸿玉同志一起, 到丹东故地重游。 故人相聚备觉亲切, 特别是彼此都进入了耳顺之年和古稀之年, 都有来日无多、 相聚恨短之感。 谁想这竟成了永别的聚会, 这怎能不令人惋惜和悲痛呢!

我和敬之同志相处最早。 从1945年10月筹创 《安东日报》开始, 直到1951年他调离 《辽东大众》 为止, 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他坚强的党性观念, 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谦虚谨慎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 使我由一个在东北沦陷后成长起来的青年, 在抗战胜利后, 由彷徨走向革命, 由苦闷走向乐观, 逐步建立并坚定了革命人生观, 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因此, 敬之同志不仅是我的好领导、 好同志, 而且更是我的良师益友。 今天, 突然失去了这位可尊敬的人, 我的心情怎能平静下来!

我参加革命之初, 是做报务工作的。 当时在电台人员中, 除由军区调来的外, 还从安东市电报电话局调来近10位报务员,我便是其中之一。 解放初期, 安东形势非常复杂, 虽然八路军首先进入了市区, 建立了政权, 但日伪势力勾结国民党特工人员,制造事端, 还有些青年怀有盲目的正统观念。 所有这些, 促使新来的同志思想动荡不定。 敬之同志看到这种情况, 便随时随地向这些同志宣传国内形势, 讲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艰苦抗战的革命史实, 讲国民党反动派投降日寇的事实真相, 讲党对沦陷区革命青年的殷切希望, 使这些同志的思想终于安定下来, 并积极投入工作中。 但树有繁枯之分, 人有良莠之别, 有的人还是误入歧途, 和国民党特务相勾结, 阴谋破坏革命, 走向了人民的反面。 这在新同志中又引起了一阵思想波动。 敬之同志十分重视这个问题, 反复宣传党的政策, 安定人心, 很快把这一事件平息下来。 值得说明的是, 在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中, 竟没有一个同志受到无辜牵连, 这就看出了敬之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对同志负责的崇高精神。

此后, 电台又陆续调来几名由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报务人员, 敬之同志和电台人员对他们一视同仁, 加以信任, 加以培养, 放手让他们工作。 此后, 他们大都入了党, 并为党、 为人民奉献了一生。

敬之同志有谦虚过人的高尚品质,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都亲切待人, 从不任意发脾气或严厉训斥别人。 我印象最深的是, 1946年初, 电台搬迁后, 要架设天线, 由台长李玉堂同志在房顶上领着大家施工。 报务员李树源同志拉着梯线, 台长拉着水平线, 在天线横越马路时, 不慎触到了高压裸线上, 树源同志当即被击倒, 不治身亡。 事故发生后, 敬之同志处事不惊, 从抢救到做家属工作, 往返操劳, 协助陈楚同志圆满地解决了这一意外事故。

敬之同志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 他常常不定期地把报社全体职工召集起来, 宣讲国内外形势, 讲解党的政策或当时的工作任务。 讲者井井有条, 听者全神贯注, 使干部、 工人受益匪浅。 有一次在报社院内, 召开露天讲演会, 大家围坐个大圈圈, 敬之同志主讲, 他那神采飞扬的举止, 深刻有力的分析, 使场内听讲的人鸦雀无声, 每当讲到会心之处, 又引发听者的开心大笑。 听后, 同志们都感到精神振奋, 收获颇丰。 许多参加报社工作不久的青年干部, 就是在这样的教诲下, 逐渐成熟起来, 成为优秀新闻工作者。

敬之同志对曾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同志, 总有一种深厚的感情。 无论是在工作上或是在生活上, 凡是有求于他的, 都是鼎力相助。 “文革” 中, 我在抚顺日报社受到某些造反派的打击, 可以说是死里逃生。 而且在后期还迟迟不落实政策, 受到不公平对待。 对此, 我已心灰意冷。 此时, 有人动员我去省里找敬之同志。 于是, 我就下了决心, 回老家——丹东市, 希望换换环境,再为党做些工作。 在犹豫了一阵子之后, 终于鼓起勇气, 到省委宣传部找到了敬之同志。 他热情地接待了我, 并同情地安慰我。他同意我回丹东工作, 并说他也有这个愿望。 他让我回抚顺静候佳音。 不久, 我就如愿以偿了。 据了解, 像这种情况求助于他的, 并非只有我一人, 都得到了敬之同志的关怀和帮助。

总之, 敬之同志的逝世, 不仅使党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好干部, 也使我失去了一位好领导, 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 希望他的革命精神能永远激励着后来人不断向前。

(199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