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的粱灵光

林青云^[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号角在神州大地吹响。1979年，中央决定广东省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先行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1980年，选调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和时任轻工业部部长的梁灵光南下主政广东省、广州市。任仲夷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3年开始任广东省省长。据了解，中央之所以选调梁灵光，除了他有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外，还考虑到他也是个归侨，调他到全国著名侨乡广东来主政，可以更好地发挥华侨众多的优势。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在任、梁赴任前接见了他们，鼓励他们要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在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中，闯出一条新路来，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特别提到，先抓好广州市，就抓好了广东的一半。

我与梁灵光接触是从1980年他奉调来主政广州市时开始的。当时我正好在广州市政府经委办公室搞调研工作。梁灵光一上任，就非常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开始，梁老到广州市属的工厂视察，组织上派我去陪同带路，一回生，两回熟，我们就这样相识了。梁老虽身居高位，但他非常平易近人，我和他同是归侨，又是福建永春老乡，同声同气，很自然地成了知心朋友。后来梁老有时深入基层，或会见有关的海内外侨界朋友，就把我叫去作陪。我当时也身兼广州市侨联常委、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侨委委员、广州海外联谊会理事等职。特别是1981年，我上书胡耀邦要求落实侨务政策，得到重要批示，出了名后，经常有海内外侨界人士，想通过我求见梁灵光或请他帮助排忧解难。这方面梁灵光也给予大力的支持。梁灵光身居高位，我是普通归侨，但我们之间的友好交情，却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

追忆往事，梁灵光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廉洁奉公，平易近人。他身居高位不自傲，当官没有官架子，他的平民本色不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平民省长。我回忆起他在任时的几个小故事：

一、轻车简从体察民情

1980年他从中央调来广东工作，当时中央已经确定广东为全国率先改革开放的试验区。万事开头难，梁老为了迅速摸清情况，打开工作局面，非常重视深入基层。当时我正好在广州市政府经委办公室任调研组长，开始梁老到广州市属各工厂企业视察，组织上派我去陪同带路。后来梁老为了更真实地掌握基层情况，经常在假日视察，他轻车简服，只带秘书，把我叫上带路，不通知有关领导，径直深入到工厂的车间，现场察看生产情况，找车间干部和工人交谈，听取意见。有时还深入到职工饭堂或工人的集体宿舍查看。记得有一次梁老深入到某机器厂找工人交谈，工人们抱怨工厂食堂伙食不好，不但鱼、肉少，几条青菜也见不到油星，工人吃不饱，没力气干活。而工厂的领导却向梁老诉苦，市场副食品供应紧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梁老又深入到广州市的一些街道和商品市场明察暗访，有的市民发牢骚：“我们满身都是症（证）。”当时连肥皂、火柴都是凭证供应，每个居民身上都有几十种票证。一些家庭主妇埋怨：“广东是鱼米之乡不但无鱼吃，连大米都限量。”群众的这些反映，像针一样刺疼了梁老的心。他想起一位先哲的话：“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他下决心，广东的改革开放，千头万绪，首先要采取措施搞活市场，增加副食品的供应，改善群众的基本生活，才能调动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于是广东克服“左”的势力，冲破了几十年计划经济条条框框的束缚，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开放市场，放开物价，开放农贸市场。这几招大大刺激了副食品的生产，搞活了市场流通。不到3年，广东省便成为全国副食品供应最好的地区之一，广大群众拍手叫好，中央领导也给予充分肯定。

二、平易近人关爱干部

梁老虽身居高位，但他平易近人，关爱干部。我是个普通归侨干部，梁老对我非常关心爱护。记得1981年，我反映广大归侨的心声，上书党中央，要求落实侨务政策，得到胡耀邦同志的重要批示，并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传媒公开发表，对落实党的侨务政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也因此出了名，成了“出头鸟”，也成了单位和人事组织部门某些思想不正的领导人的“眼中钉”，他们污蔑我“告御状”，“有野心，捞政治资本，想往上爬”……并处处给我“穿小鞋”，令我精神上受到极大的伤害，一度几乎病死。当时梁老是省、市主要领导，日理万机，但他对我非常关心，不仅叫秘书派车送我到医院治病，有一天，他还亲自爬上5楼，到我当时住的狭窄简陋的寒舍看望我，使我精神上受到了很大鼓舞，以坚强的意志战胜疾病，康复起来。从此我内心对梁老更加充满崇敬爱戴之情。

三、对待海内外侨胞一视同仁

梁老本身是归侨，了解侨情，他在广东工作期间，经外事侨务部门安排他会见的许多海外和港澳的上层知名人士，如李嘉诚、霍英东、马万祺、曾宪梓、陈永栽、杨振宁等等，传媒都有公开报道。而他默默地会见过许多普通的侨胞和港澳同胞的事，则鲜为人知。我手上有一张历史照片，是1982年梁老在百忙之中抽空会见了由我引见的几位新加坡籍的闽南乡亲。梁老与国内的广大归侨群众，也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他担任的侨字号社团的荣誉头衔，就有好几十个，他还经常应邀参加各种侨社的活动。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经济条件还较差，有一次我们新马的一些归侨校友，借用一所小学的课室聚会联欢，当时梁老身为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但他欣然应邀出席这样一个简陋的平民集会，并且还津津有味地和大家一起品尝校友们自己动手制作的南洋风味小吃。2005年10月，梁老临终前几个月，他还出席了广州新马侨友会的活动，并且和我们几位老侨友合影留念。没想到，这竟成了梁老的最后告别照。

四、为原南方大学（1952年并入华南师范学院）学员解决学历证书

原南方大学（1952年并入华南师范学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培养大批干部的需要，经毛主席指示，由叶剑英挂帅，在广州创办的一所革命大学，有许多归侨青年都报名了。当时抗美援朝、土改和城市改造都急需大批干部，因此，南大的学制不可能太长，许多学员，经过几个月，最长是一年的培训，就纷纷奔赴革命前线。改革开放后，中央应广大学员的要求，根据当时的历史实际情况，规定对革命大学的学员，可根据入学前的学历，分别颁发大专毕业和中专毕业学历证书。但当时广东省主管教育的有关领导思想不通，认为南大不是正规大学，是短期培训班，拒不执行中央的规定。在关系原南大近两万名学子的切身利益的大事面前，革命老前辈、原南大副校长罗明同志挺身而出，他亲笔写信给广东省委的主要领导要求解决问题。我当时是以归侨学生身份当选为南大校友会常务理事，我自告奋勇，利用我有机会接近省委领导的有利条件，把罗明同志的亲笔信，直接送到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长梁灵光手里。我还当面向梁省长反映南大学子的强烈要求。不久，两位主要领导都做了肯定的批示，使近二万名原南大学子的学历证书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五、为归侨、侨属排忧解难

梁灵光身居党政高位，但心系黎民百姓。他为归侨排忧解难，事无巨细。

马来西亚归侨何士伦，20世纪40年代末曾在当地参加反帝活动，被英殖民统治当局驱逐出境。回国后，在某农场拖拉机站搞技术工作。他平时因对领导作风不满，好发牢骚，被领导视为“眼中钉”。一次，他工作不慎，损坏了拖拉机的重要零部件，被农场领导借机打成“海外关系复杂，对社会主义不满，故意破坏国家财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坐了牢，离了婚。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在广州的某煤矿当工人。粉碎“四人帮”后，他四处申冤，后通过侨友会找到我求助。我经了解，认为这是一起明显的领导打击报复造成的冤假错案，便挺身而出，把何士伦的申诉材料直接呈报给梁老。梁老虽然政务繁忙，但他对涉及归侨切身利益的事，不论大小，都非常重视。他审阅申诉报告后，批示有关部门对此案复查处理，还交代秘书追踪督办，使这宗沉冤十几载的冤假错案得到彻底平反。何士伦不仅恢复了干部待遇，还重组了家庭。他逢人便说：“梁省长是我的再生恩人！”

广州市流花阁餐馆的老板周某，是加拿大侨属，他乐善好施，不仅招收一些聋哑青年当服务员，并且特设优惠残疾人就餐的座位。为了方便残疾人进餐厅，他率先建立了一条残疾人通道，但因没有事先办理报建手续，有关部门认为是“违章建筑”，要责令他拆除。他与我同是市侨联委员，便向我求助。我把情况向梁灵光如实反映，梁老听后表态说：“餐馆老板做残疾人的善事，应该支持，手续不齐可以补办一下。”他还应周老板的要求，挥毫写下“流花阁餐馆残疾人通道”十个大字，签上大名。周老板很快把它放大挂出来，此后，就再也没人来找他的麻烦了。

六、带头照婚纱相

改革开放不久，广州市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仙柏”婚纱影楼，在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开业。影楼老板通过我邀请梁灵光同志出席捧场，当时照婚纱相还是个时髦的新鲜事物，没想到梁老欣然答应了，还带上夫人、女儿、女婿和小孙子，由我陪同出席。他除了应邀为一对照婚纱相的顾客按下第一次快门外，还大大方方地应老板的要求，和太太朱含章一起，让化妆师化妆，然后穿上礼服婚纱，由香港来的著名摄影师为他和太太照了好几款新潮的婚纱照。梁老的小孙子很天真，他看到二老化妆涂脂抹粉，很不以为然，周围的人都大笑。梁老却平静地说：“过去战争年代，我们结婚没条件照婚纱相。现在改革开放了，有机会应该补上这一课。”他还同意影楼把婚纱相作为样板放在橱窗里展览，一时传为佳话。

【注释】

[1]林青云，广州市侨联常委、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侨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