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1999年，学者谢泳的《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出版。书中提到，1922年，学者金岳霖撰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称，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9]
谢泳在书中写道，就经济地位而言，今日的教授绝不可和旧日的教授同日而语。民国时教授的收入是一般工人的20倍。不过，“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10]
《逝去的年代》中有如下段落：
当我透过岁月的尘埃看到四十年代大学教授们的言论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半个世纪前，他们所努力奋斗争取的一切，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进步，单从言论自由和民间报刊的生长情况看，他们再也没有能像当年那样从容地议论国事，据理力争，公开坦率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了，这是何等悲哀啊。[11]
“他是自杀的？真的？老师怎么从来没给我们讲过啊？”
1999年2月3日，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北京市政府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老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在会上说，老舍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享有盛誉的开拓者”。
北京第二中学的一个高中学生听到父亲讲述1966年老舍自沉太平湖的故事，惊讶地瞪大眼睛：“他是自杀的？真的？老师怎么从来没给我们讲过啊？”[12]
“他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
1999年，季羡林先生访问台湾，拜谒胡适陵墓，献了鲜花，行三叩大礼。回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在“他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小节中，季羡林写道：“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文章中有如下段落：
当时在大陆上“左”风犹狂，一般人大概认为胡适已经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这样一个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报刊杂志上没有一点反应。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
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50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13]
“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
1999年9月，史学家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由岳麓书社出版。书中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方向、阶段和最终前景，提出了“历史三峡”说。
唐德刚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发自商鞅，极盛于始皇，而完成于汉武”，从封建转帝制，历时约三百年。“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便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的现象。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不过，“历史三峡”终有通过之日，这是历史的必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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