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参加地下党闹革命的故事

杨　鹏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拜读了彭阳县人大原主任杨忠发表在《彭阳史志·彭阳老区建设专刊》（杂志）的文章，文中《固彭县区建国前党员花名册》记载：“姓名：杨述奎，年龄：44，性别：男，民族：汉，入党时间及地点：1938年2月5日，杨坪西庄，入党介绍人：杨登魁”。“姓名：杨树（述）德，年龄：**，性别：男，民族：汉，入党时间及地点：1940年、杨坪，入党介绍人：杨登魁”……

啊！这不是爷爷杨述奎和三爷杨述德两亲兄弟吗？这又一次勾起了我对爷爷的怀念！爷爷救红军，参加地下党闹革命的故事，又浮现在脑海。其实爷爷过世时，我还没有出生，只是后来从父辈及亲友的叙说中，略知一二。

辛亥革命那一年，爷爷出生在今彭阳县城阳乡杨坪村西庄组“振生民”字号的家族中。兄妹七人，三女四男，排行老二，大爷杨述勤、三爷杨述德、四爷杨述旺。世居西庄，以农为生。随着岁月的流逝，爷爷长大成人，不但挑起了家庭的担子，而且在日常生活和为人处事中，由于他随和勤快，有较好的人气。

1928年，经亲戚引荐，媒妁言成，爷爷与今草庙乡雅石沟村雅文均结为夫妻，生一女三男。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因本家“振生民”店铺开设在平凉，门面及车马店等营生兴盛，爷爷经常替族人到平凉置办生活及农资用品，逢集还到麻子沟圈帮人抹斗说公。时间久了，被杨氏族内的长老们看上，推荐到本族的“孝义会”做理事。族内若是谁家有老人过世，他就得出面替重孝在身的人上各家各户的门筹集油盐米面等所需，帮助执丧人渡过难关，直至送埋了亡人。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动荡不安的时局，使茹河川人民提心吊胆，饱受其害，三天闹土匪，两天过队伍，人心惶惶，辛苦的农民起得越早干活就越安全。1936年冬的一天，爷爷和他的四弟杨述旺不待天亮就起身向地里送粪，意外发现有一个人躺在小沟畔。上前仔细查看是一个穿着灰军装、奄奄一息的军人，于是，赶紧背回家救治。这个人名叫张文纪，外地口音，由于负伤，几天没吃喝晚上追赶队伍时饿晕过去了。

听说是红军，爷爷就赶紧把他藏了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救治，张文纪渐能行走。为安全着想，爷爷把张文纪转送到今城阳乡北塬村陈湾队偏僻的上坪台，隐蔽在那儿跟大爷杨述勤一起放羊种庄稼。时间不长，由于张文纪和大爷性格不合，又返回到爷爷身边。在张文纪养伤的两年时间里，爷爷受张文纪的教育启发，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穷人的队伍，是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挽救和解放全国劳苦大众的革命部队。张文纪先进的革命思想，犹如和煦的春风，浸润着爷爷那忧虑的心田，他感到穷人有了翻身的机会，要坚决支持和拥护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一家人和张文纪亲密无间，以兄弟互称。

1937年7月，西征红28军和32军进驻彭阳红、茹河川开展工作半年多时间，即将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张文纪辞别爷爷全家人，根随前往，走时穿的还是爷爷的毡套裤。张文纪走后回来过一次，归还了毡套裤，还送了两小块水烟。之后来过一封感谢信，再后来就没有音讯。

俗话说“没有不漏风的墙”。张文纪走后庄里人传言说，高头院杨述奎一家都是“屁红子”，意思就是通共，在乡邻间人人皆知。

有一天，爷爷从麻子沟圈赶集回来，他的族叔地下党员杨登魁说有事商量。经过一夜的促膝长谈，族叔动员他参加革命工作，寻求解放。族叔说红军部队已解放了陕甘宁的大部分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救苦救难，成立了中共固北县苏维埃政府，建立了草庙、二龙山等抗日救国会组织。他回来就是发展有先进思想的群众，开辟新的地方武装力量的。族叔还说，你有收留和救治红军伤员张文纪的革命基础，同时，利用“孝义会”便于开展工作，又有在斗行的营生作为掩护，我信任你。爷爷当晚就坚决地表了态，愿意跟着共产党走，为穷苦老百姓能得到翻身解放献出一切。接下来，杨登魁就带着爷爷，经草庙到三岔、白家川、安家川和马渠等地，接受党的方针政策学习，还见了当地苏维埃政府的一些领导同志。之后返回城阳，参加了红28军组建的“固原东区联保抗日救国会”。

自此爷爷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就大胆地发动当地群众，宣传国共合作政策和团结抗日的先进思想，带头募捐粮食和衣物等支援部队，还参加了李有福同志组织的新党员入党宣誓活动，亲眼见证了宣布成立麻子沟圈党支部及杨登魁被任命为支部书记的历史时刻。

时间到了爷爷参加革命工作的第二个年头，他在暗中保护的固原工委的王稼祥、朱孟才、李有福和杨登魁等领导来到固原东乡开展新的工作，帮助建立起了麻子沟圈区委和抗日救国委员会，麻子沟圈区委和党支部同设在今杨坪村西庄高头院，也就是在爷爷的家里。这和《固原地区组织史》、固原市党史研究室出版的《红色记忆》等史料中出现的“杨坪”、“杨八凯家”指的是同一个地方。紧张的工作之余，爷爷在家里见到了和杨登魁一起来的固原县组织部部长马兆祥、李治安两位领导，对他近年来为我党工作的情况，大加赞成和表扬。

我的奶奶雅文均后来对我回忆说：“马部长第一次来家时，你爷爷叫我烙的油千层饼子，涂的蜂蜜招待的，马部长吃后说他好几年没吃上这东西了。马部长那时十七八岁年龄，高个子，活泼精神，管我俩叫大哥大嫂。经常来家里开会吃饭，晚上不走就住在高窑子上面。”我父亲杨泰蔚也说过：“马部长一来我就怕，他劲大得很！如果被他抓住手腕，非把我甩到他脊背上不可，求饶放下来还瞪眼吓唬，强逼着教我说：‘有人问我叫啥，你就说我叫马部长’，答应了才放手。就为他教我的这句话，在我跟你爷爷、奶奶走雅石沟住在草庙街上时，差点惹出国民党地方恶势力的追查。”

中共固北县委成立后，麻子沟圈区委归其管辖，爷爷的工作同时也得到上级的肯定和信任，由杨登魁介绍于1938年2月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爷爷，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增强了斗争的胆识。在沟圈集市上，同搞反动宣传的伪联保主任虎志刚进行了多次暗斗，依靠有人民群众的坚实后盾，暗中保护马部长在集市上登台演讲，揭穿国民党假抗日真投降的真实面目。王洼的伪保安团长王慎之，带领人马到沟圈集市，扬言和虎志刚一起要踏平后援会组织，活捉马部长。但马部长、杨登魁和爷爷等不甘示弱，准备充分，发动群众，针锋相对，因逢集又正在训练民兵队员，王慎之不但没敢动武，连虎志刚为其准备的酒肉都没敢吃就跑了。爷爷在家族内，还动员他的叔叔杨发科参加抗日救国运动，领马部长到平凉会见杨发科，并接收了杨发科赠送的枪支弹药等物资。马部长从此和杨发科成了要好的朋友，通过他经常传送平凉的敌情。杨发科还邀请过马部长出面，调解“振生民”家族内贫富差别产生的矛盾纠纷。

中共反摩擦斗争进入高潮后，固北县撤销，新成立的固原县委也从草庙搬回三岔，沟圈区委支部也被迫秘密迁到杨坪南岔，沟圈后援会遭到破坏，上下级人员改为单线联系，爷爷得到“精干隐蔽、蓄积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指示后，赶紧和三爷杨述德连夜分头行动，将指示传送给所辖的陈坪、城阳、任湾、海巴、红河、上王、石家沟口等地下特派员，保全了党的地下骨干实力。1940年初，国民党地方势力严重干扰境内，进攻和暗杀我党人员。还未上任的统战部长的马兆祥被迫调离了固原，杨登魁也因为暴露身份，被护送到边区去了，临别前介绍三爷杨述德也入了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以后，到处抓兵征粮，一次次给西庄的当兵任务都派到高头院爷爷家中。前后共被联保主任派了四次兵丁，其中第一次爷爷掏出积蓄，交给虎保长雇人顶替了；第二次将全家人的口粮变卖，又交给虎保长雇人顶替了；第三次没办法了，只好将仅有的几十亩川地变卖后，将钱又一次交给虎保长雇人顶替了；第四次爷爷弟兄们商量说跑吧，谁命苦被抓的就是谁。不料，晚上回来发现他的父亲杨发瑞被抓去了，留言说，“要换人就到城阳乡公所来。”爷爷想这次恐怕是逃不脱了，只好将妻儿托付给弟兄们照顾，天不亮就去换回了年迈的父亲，自己被押送固原伪团部。在报名登记时，被强行定罪为“兵贩子”加“共党”。严刑逼供，爷爷一字未招，后用毒刑打昏，再用冷水泼活，反复用刑一月有余。有一天，在国民党固原县民政科工作的高天光到团部办事时偶然听到有人痛苦的嚎叫声，打听清楚消息后，在返回东乡途中遇到“振生民”家的杨发俊，将情况对其说了：“你们‘振生民’家听说富得不得了，怎么还有揽兵吃粮的共党分子？”杨发俊知道后急到团部看望，确认是侄儿杨述奎，就赶紧出面找高天光说情求助。经高天光托人托关系，才保释了爷爷，才幸免一死。从监狱出来的爷爷连路都走不了，家里穷的连头接人的牲口都没有，晚了会没命的。四爷杨述旺赶着一头借来的驴将爷爷接回家，经多方求医治好外伤，却留下了治不好的回食病（食道癌），吃了吐，吐了吃。调养了几年才慢慢地有所好转，能下炕生活自理了。

1947年，由于家中生活困难，加之与几个爷爷分家，四爷杨述旺又没成家，上有老下有小，没办法爷爷又到沟圈的集市上去抹斗，挣点粮食糊口。一次，由于事多天黑了才回家，路上刚下驮子沟，后面飞来了石头棍棒和土块。因为天黑看不清那些人的模样，只听见声音骂道“这个没整死的‘屁红子’又回来了，往死里打！”

爷爷拖着伤痛跑回家，他急忙对家人说：“国民党和联保主任是不会放过我的，非置我于死地不可，这地方没我的活路了，咱们逃吧。”之后，带上妻儿一家六口，赶着一头跛腿驴，驮着仅有的三升莜麦，不待天明就逃往今彭阳县白阳镇中庄村杨崖窑。打听到有个叫杨正汉的人家里有地租种，就停了下来，住在别人闲置的破窑洞里过起了隐蔽生活。住下后，受到庄里人的同情和帮助，有送米面油盐的，有送锅碗瓢盆的，种地还有借牲口的。日复年更，爷爷奶奶以勤治家，善待邻里，受到邻里的敬重。

在杨崖窑五年的生活中，听到越来越好的消息：解放军渡江南下，赶走了蒋介石，全国人民得到了解放，爷爷的心情万分高兴，为庆祝胜利，他给自己的三个儿子取名统、泰、平，寓意国家从此统一太平了。并深情地对家人说：磨难终于到头了，再不用把头提在手上，黑天半夜送情报，爬沟溜渠地到处躲，不用再过这种逃亡隐蔽的日子了。1950年秋后，在三爷杨述德的帮助下，全家从杨崖窑搬回杨坪西庄。由于川里没有耕地，兄弟们二次分家，将祖遗的多处山地一并兑换到今城阳乡北塬村岔壕队石沟渠的簸箕湾，为方便耕种，又将家搬到石沟渠居住。

土地改革后，爷爷受到固原第六区书记杨维端的家访，安排他到红河川任乡长，爷爷感谢组织的信任，没有接受。一是因没有文化无力胜任；二是病魔缠身会给政府带来负担。杨维端又劝说：国家刚解放，百废待兴，各级组织都缺少人手，你是老地下党员，解放前那么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现在还怕什么？你应该出面为党做些工作，土改后期工作马上开始，红河你不去，就在杨坪乡（后改为河沟乡、民乐乡）粮秣委员会主持工作吧（不脱产）。最后，爷爷答应了组织，服从了安排。到1958年，由于遭受干旱的严重影响，群众生活特别困难，揭不开锅了，爷爷怕饿出人命，偷偷地把储备粮分给特别困难的家庭以渡难关。1959年冬季，由于生活苦难，加之爷爷为乡村家庭的事操劳，回食病急剧加重，已经不能进食，只能靠喝水维持，最后连话都说不出了，休克了三天，在亲人的悲痛声中，于1959年农历11月11日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48岁。

爷爷的人生短暂，命运多舛，受尽磨难，亲人们的哭诉、证人们的叙述，已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中。平心而论，爷爷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一个农民在当时白色恐怖之下，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事情，实属难能可贵。这是爷爷留给子孙们最多、最大和最好的精神财富，比金银财宝都值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时刻勉励着我们几代后人，自强自立，诚实做人，诚恳做事。我近年在闲暇时写出这个真实的故事，希望爷爷的故事能载入地方史册。也希望能在爷爷墓前立块碑，彰其功苦，显其德望，以示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