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五粮液笔会

1997年4月，接到四川作协邀请，要我去参加当代作家五粮液笔会。四川作协领导人孙敬轩同志，是五十年代初中国文学讲习所的同学。我如期和老伴冷克一同前往成都赴会。笔会上，见到了许多文艺界的老朋友。

开幕那天晚宴，喝着香醇的五粮液酒，想起五十年代与五粮液的一段酒缘，不由当场诌了四句打油诗：

巴山蜀水五粮液，中华大地一枝花；

平生喜饮川中酒，唯有此酒最堪夸。

1958年，我从厦门前线回京后，接到沈阳军区政委周桓的来信，要我去东北给他们写戏。我到沈阳写完话剧《兵临城下》，即去大连参加一个有关“中间人物”的讨论会。记得茅盾先生也参加了会议。会后我们一同到大连和旅顺之间的夏家河子海滨游泳。老战友吴忠师长的机械化师从抗美援朝回国后，就驻扎在这里。中午，他请我到家中吃饭，请我喝酒。提起他家乡宜宾县出产一种五粮液酒，叮嘱我有机会一定要品尝。

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我住在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东单许多小铺的货架上，都摆放着五粮液，很简陋的包装，啤酒样的瓶子上，白纸黑字写着“五粮液”，每瓶一元几角钱。我想起吴忠的叮嘱，买回家尝尝，太妙了！不亚于茅台酒！从此我就喝起了五粮液，并当了它的义务宣传员。

1983年在香港，住在华丰大厦，华丰百货公司陈明德经理是我的泉州老乡，时常请我去喝洋酒。有次，他到我的寓所，我请他喝五粮液，他尝后说太香了，打听哪里有卖的？我说你们楼下店里就有卖的，十几港元（当时合人民币数元）一瓶。香港人喝惯了洋酒，不喜欢白酒。

孙敬轩听完我和五粮液结下深厚的酒缘的经过，建议我以“酒缘”为题写篇文章。后来我遵命写了《酒缘》，1999年7月在《桥》杂志上发表。

《酒缘》

蜀水巴山五粮液，

神州大地一枝花；

平生喜饮川中酒，

唯有此酒最堪夸。

前年4月间，中国当代作家五粮液笔会在四川成都开幕，晚宴上喝了五粮液，想起几十年来一段酒缘，不由顺口诌了上面四句打油诗。这诗看来颇有“吃人家的嘴软”之嫌，可是五粮液酒厂哪里知道，我已经给他们当了三十多年的义务宣传员，而且从国内宣传到海外。我和酒结缘，不早不晚，是在过了而立之年、建国以后。小时候在家乡，木偶戏班里当乐师的叔叔，每次演出回家，常喊我去打四两地瓜烧酒。看到叔叔津津有味地剥着花生呷着烧酒，为着好奇，在打酒路上偷尝了一小口，辣得我龇牙裂嘴吐舌头。往后十几年滴酒不敢沾。二十啷当岁在山东打日本鬼子，生活十分艰苦。每月三元津贴费，得留着买牙刷牙粉毛巾之类的零用品，哪有余钱买酒？1945年日本投降，举国欢腾，山东军民欢天喜地，部队杀猪宰羊，包饺子炖红烧肉大会餐。每班发一斤白酒，同志们兴高采烈地吃肉喝酒，我一时高兴，也跟着喝了一口，顿时嗓子冒烟舌头滚烫，呛得张开大嘴不断呵气。大家看我那怪模样，都乐得哈哈大笑。有人还恶作剧想给我灌酒，我只得逃开，少吃了几块红烧肉。出过这次洋相，我暗下决心：以后不再喝酒！

决心并不坚定。不久随军到东北，辽东军区政治部派我去接管安东（今丹东）日伪的放送局（广播电台）。年终岁末，市政府将日本人存放在地下仓库里的通化葡萄酒，给各单位发一箱过新年。打开一看，半斤装20瓶。倒在杯里，醇香扑鼻，色泽生辉，十分诱人。不由想起“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诗句。有个留用职员说，这酒是野葡萄制造的陈年佳酿，过去专供日本人和伪满官员们享受。普通老百姓喝了，就跟吃粳米白面一样，被当成经济犯。他劝我尝尝，我忍不住抿了抿，觉得甜香可口，慢慢喝干杯中酒。

这以后，请客应酬偶尔喝点葡萄酒，但对白酒尚无好感，特别是那高度的烈酒，更是避而远之。辽沈战役夜间行军作战，天寒地冻，浑身冰凉，指挥员的水壶中装有高粱酒，常叫我喝口暖暖身子，我是宁愿双手伸向燃烧着的秫秸。

1952年荆江分洪，30万军民大会战，要在长江中游修建方圆数十里的分洪区，在虎渡河的大平口筑进洪闸，争取桃花汛到来之前完工。我和老赵、小何到水利工地体验生活，工程总指挥要我们写个戏，准备庆功大会上演出。考虑到两位同伴都是作曲的，商量合作写个歌剧。时间只有3个月，我们抓紧工作，白天参加劳动进行访问，夜晚阅读资料讨论剧本。工地上搭起一些临时商棚，荆州供销社门口有块黑板，大字广告：“茅台酒一瓶两万元。”我们每天都看到这则广告，谁也不知茅台是什么酒。虽说两万元旧币折合后来的新币二元，可我们每月只拿少量津贴费，老赵、小何都会喝酒，也不敢问津。

有一天，忽然看见黑板上酒价降为一万二。老赵说，工棚搭在稻田里，潮湿阴凉，晚上写字，双手冻僵，他提议买瓶酒，干活时喝一杯，可以暖身提神，许能写出好词。小何表示同意，我也不好扫他们的兴，于是大家凑钱买了一瓶茅台酒。

当年的茅台酒瓶是褐色陶器，大小和现在差不多，瓶口软木塞上包着用麻绳扎紧的猪尿泡。老赵打开倒进军用搪瓷碗里，顿时香溢草棚，连隔着苇席的邻居也闻到酒香。老赵喝了一口，连呼“好酒”，小何喝了也叫好。我忍不住跟着抿了一点，觉得醇香柔和，跟高粱、地瓜烧酒大不一样。茅台酒对我们的创作起了催化作用，提高兴趣、唤起灵感，两个月写成歌剧《荆江风浪》，在庆功会上顺利演出。

喝过茅台酒后，开始对白酒感兴趣。那时武汉有零售的茅台，每斤新币一元六角钱。每星期打上半斤，夜间写作喝点酒，可以多出活，但还没有上瘾。

真正和酒结缘，还是五粮液。

1959年夏天，我去大连修改话剧《兵临城下》。解放军机械化师驻在夏家河子。夏家河子在旅顺大连之间，是个良好的海滨浴场。师长吴忠同志正在写电影剧本《梁山凯歌》，约我去谈谈。游完泳喝着酒谈创作，他说家乡四川宜宾县有五粮液，味道不错，要我有机会尝尝。这年是建国十周年，国庆节前北京商店里，到处摆着五粮液，包装简陋，普通玻璃瓶上贴着“五粮液”三个大黑字的白纸。多数北京人只认二锅头，不识五粮液，很少人买。我看见价钱便宜，每瓶只卖一元几角，记起吴忠的话，便买一瓶试试。果然是好酒，虽然比不上荆江分洪时的陈年茅台，却胜过新出产的白瓷瓶茅台。从此家中总存着几瓶五粮液，来客人招待朋友，边喝边当义务宣传员。

有一年北京有家大报登了评酒的新闻，五粮液评第一，茅台退居第六。传说周恩来总理批评报社没有政治头脑，茅台是国宴酒，他怎会用第六位的酒请外国贵宾？过一段时间，报上又登了一则消息，说茅台酒厂经过整顿，茅台酒又名列前茅了。经过评酒，五粮液改了包装，身价倍增，卖到三块钱，不算太贵，来了稿费还可以多买几瓶当存货。

十年浩劫被关进牛棚，白天打扫厕所、送煤球，夜间睡在冰凉的小平房。小儿子常在黄昏后悄悄送来一只果酱瓶，里面装着“存货”，还有一包花生米。在那人鬼颠倒的漫漫长夜，偷喝点五粮液，真是一醉解千愁啊！

活捉江青的第二天上午，作曲家郑律成风风火火来报喜，我们打开五粮液干杯。又赶到词作家乔羽家中，用茅台酒庆贺。接着几天，朋友来串门，大家怀着二次解放的心情，笑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喝光了家中的“存货”，上街寻找五粮液，很难买到了。

1981年去南洋探亲，在香港滞留了一年多，住在华丰国货公司楼上招待所。香港的洋酒很贵，国产白酒相对便宜，五粮液只卖14港币，约合人民币5元多。有天总经理陈明德先生来访，我以五粮液招待，喝惯洋酒的陈先生称赞好酒，问我哪里买的，我告诉他就在楼下。他说价廉物美，以后要喝五粮液。

在菲律滨探亲访友三个月，几乎每天都有宴会，可惜桌上摆的都是洋酒。市场上没有白酒卖。多数华侨只知道中国茅台酒，不晓得有五粮液，我习惯地当起义务宣传员，请他们回祖国时品尝品尝。

随着改革开放，五粮液的名气大了，包装酒瓶漂亮了，价钱直线上升，比当初涨了几十倍，而且假酒很多，咬咬牙想买一瓶，又怕上当。有一年去南京，江苏省军区司令员林有声同志，知道我喜欢五粮液，特地叫后勤部代购一瓶，打开一喝，我冲口说：“假酒！”只好改饮本省的好酒。

五粮液身价百倍，每年为国家创造大量财富，是个大好事，可是对我这样的作家，越来越疏远了。喝了几十年好酒，想戒也戒不了，又不喜欢色酒，只好另觅便宜的杯中物。其实中国好酒有的是，四川还有泸州老窖、全兴大曲、剑南春，贵州还有董酒、习水大曲、鸭溪窖。此外山西的汾酒、陕西的西凤、安徽的古井、河南的口子、江苏的洋河和双沟、湖南的德山大曲……都是价钱相宜的上乘白酒。啊哈！我又在当义务宣传员了！

开完笔会，我们坐火车到重庆，换轮船顺长江而下。谁知过三峡时正值黎明，而且风大雾浓，欣赏不到三峡的雄峰美景，有点失望。幸好有作家从维熙同船到武汉，饮酒畅谈，不感寂寞。在汉口住了一宿，6月25日，我和冷克飞往厦门。回北京后，我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了从维熙的文章《夜读“白刃”》副标题是《人与书的对话》。文中他称我作“用另一只手写战争题材小说的作家”。

“……今年春天，有幸与白刃同志晤面于四川五粮液酒厂，后又在长江同游三日，他的豪爽与善饮，与我个性十分近似；也许是五粮液的酒缘与长江的水缘，使我们有了许多的话的缘故，归京不久就接到了白刃寄来的赠书。

静夜捧读，我有些忍酸不住；与其说我在读书，不如说在读人与书交织成的一部历史更为确切。一个浪迹东南亚马尼拉的少年，为拯救民族和国家灾难，毅然在1937年从东南亚回来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其心其志其灵其肉，已然和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这是可想而知的……

“……

“我想，白刃同志如果没有受到那么多的非文学因素的干扰，不仅不存在《战斗到明天》的难产问题，说不定气势恢宏、描写中国革命战争的作品，早已然问世多年了呢！世界上的万物，都有个生存与生长的环境问题——文学是生活与精神所孕生的连体儿，则更须要一种和谐与宁静的氛围——这就是白刃兄启示我的‘人与书的话题’。”

我原本将这篇文章收入附录二中，因我的《归国六十年》“成长”为《归国七十年》了，现今已是七十二年了……2010年4月26日，《北京晚报》“居京手记”栏目刊登了从维熙的一篇《春天的祝愿》，于是我“喜新厌旧”将新的文章收进附录二中，而将1997年的那篇文章摘录几段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