掺沙子流眼泪

立冬后的一天上午，全体人员到露天广场开批斗肖华的大会。我坐在小板凳上，抬头看见这位老首长穿着没有红领章红帽徽的棉军衣，被两个造反派押到台上，心里不是滋味。主持会议的是某军一位师政治部主任，他带着一个连，号称“军宣队”，奉命对我们实行军事管制，名曰“掺沙子”。当时认为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都要“掺沙子”。以免你的脑袋板结顽固不化。军事单位实行军管是新鲜事，后来又开进“工宣队”，让工人来管军队，更是不可思议！这位主任虽然其貌不扬，可经常横眉竖目板着脸训话，看来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但做报告时总念错别字，如把“鬼鬼祟祟”读成“鬼鬼崇崇”将“幼稚”念成“幼雅”。更可笑是有次念文件，对文中“一次性交费五十元”，竟读成“一次性交…费五十元”。这是一份严肃的文件，大家听了开始惊愕，接着哄堂大笑。他不因出丑而羞愧，反而怒气冲冲地训斥一阵！这大概应了林彪的话：“让大老粗来管秀才，看你们再反党？”其实他并非大老粗，而是个善于拍马屁的混混儿！看到这个不学无术的马屁精主持批判训话的大会，真令人恶心！可在那指鹿为马、是非颠倒的年代，只有忍耐再忍耐！文革后我回老家，发现这位主任升任福建泉州守备师政委。批判会都是老套，一个个念稿子痛斥一顿，台下不断喊口号。有位念稿子的人曾是肖华的老部下，已经爬上“副阎王”的宝座。听他反戈一击，念稿子不敢正视肖华，也不敢面对听众，只是耷拉脑袋，样子十分尴尬。这种大型的批斗会还搞了几次，大同小异，不说也罢。七斗八斗，批来批去炒冷饭，造反派对我们这些“死老虎”，挤不出油水，逐渐失去兴趣。忽闻“皇恩浩荡”，我们这批“黑帮”被列为“解放对象”。据说只要彻底认识错误、低头认罪、认真检查，决心重新做人，得到革命群众的谅解，就能解放。被管制了近三年，谁都渴望自由，消息传来心中暗喜，可谁也不敢显露翘起尾巴，相反地表现得更老实。

“文化大革命”中不断出现新鲜事物，有所创造、有所新发明。新近流行检查反省必须带感情，才显示决心痛改前非。据说这是江青、叶群的懿旨。如何带感情呢？检讨自己错误时语言声调都要动情，直到痛哭流涕。有位“判官级”的“黒友”，检查时列举毛主席六位亲人为革命牺牲，而自己却犯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讲时声泪俱下。经过革命群众评议，认为他的自“画像”较真，认识错误较深刻，而且对伟大领袖有感情，同意将他解放。另一位写了东北战争中某次阻击战电影的“黒友”，检查罪行时号啕大哭，也取得了革命群众谅解，同意他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轮到我检查可难了。我尽量模仿前两位“黒友”，想痛哭一番，声调低沉，做出悲戚状，可怎么也挤不出眼泪，得不到大家的批准。接受了教训，检查了原因，上纲上线够高的了，上到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纲，上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线，表情也悲哀，关键是没掉眼泪。通知我重新检查的前夜，我冥思苦想怎么才能流下眼泪？想起演员在舞台和银幕上眼泪汪汪，可我学不了。我虽然写了几个话剧，却不是演员，没有基本功。电影演员流泪，据说是点了眼药水，此招也行不通。

俗话说，人不伤心不流泪。于是我回忆此生流过几次眼泪的情景：七岁时母亲去世，我和弟弟倚着门槛哭泣；十岁时念私塾，捉了一条蛇放在女同学的抽屉里，被老师打手板，打得我哭叫求饶；离开南洋与同学告别时，难分难舍热泪盈眶；抗日战争中，掩埋战友尸体，禁不住泪流满脸……对这场大革命，怎么也无法理解，按林副主席的指示，不理解也要执行，可执行时很反感。看到造反派无法无天折磨老干部燃起满腔怒火，作违心的检查，如何能哭出声来？

想着想着，忆起儿时在海外流浪，参加救亡运动，为了打日本鬼子，万里迢迢到延安当了八路军，千里行军去山东敌人后方打仗，受尽千辛万苦，几次死里逃生，落到这般下场！不由满腹委屈，心如针刺，鼻头发酸，眼眶湿润……有了！明日检查关过得去了。

次日检查会上，我照本宣科，嘴里念着几乎背熟了的稿子，心中想着建国后受到错误的批判。口头上检查“三反”错误罪行，对不起伟大领袖的教导；脑子里思念着历次挨整所受的委屈，果然鼻头发酸，眼泪夺眶而出，肩膀颤动抽泣起来，以致念不成声，断了几次。

念完检讨书，我擦着眼泪，听着革命群众发言。大家觉得这次检查，对错误罪行认识有进展，挖掘思想上的根源比较深，尤其是对伟大领袖有感情，纷纷表示可以挽救，同意我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我庆幸自己得到“解放”，诚心诚意讲了几句感谢伟大领袖、感谢党和革命同志对我的教育挽救的话。

其实这种“解放干部”的游戏，是上头的既定方针，下面照章办事。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中，感到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但失去控制的大乱对革命不利。于是要求各派造反组织大联合，要求学校复课闹革命，组织“工宣队”进入学校制止武斗。又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将几十万红卫兵赶到边远山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68年10月，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看到造反派全面夺权，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觉得可以收场了。提出“文革”要三年，明年差不多了，准备召开第九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才有解放干部这么一回事。

1969年4月1日，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窃得大部分党政大权的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在会上得到合法化。他们的主要成员都爬上政治局的宝座，党章上写明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我从电视上看到主席台上，毛泽东坐在正中，左边是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叶群、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而右边则是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许世友、董必武。这座次排得左右分明，用心显著。左边这帮通过“文革”爬上去的暴发户，绝不容许那些旧政府的领导人与其平起平坐，不愿就此罢休，继续兴风作浪。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

“九大”以后，江青又发动对一批反映革命战争电影的再批判，《兵临城下》首当其冲！上海大批判组以“谁是历史的创造者”为题，写了杀气腾腾的檄文，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同时发表，中央广播电台反复播放，全国媒体纷纷转载。在这声势浩大的再次声讨下，上面对我的“解放”不得不加以改变。眼看同期作有感情检查的“黒友”，一个个宣布管制解除，而我却被挂起来，遥遥无期。

幸好“解放干部”是最高领导的既定方针，旧总政人员不能没完没了搞“斗改批”，将我挂起来只是为了适应大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