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和众多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一样，扎实的知识基础以及想为国家做点事的热情，朱教授考上了浙江大学无线电专业。当问到为何选择无线电这一专业时，朱教授坦率地讲：“当时也没有刻意去做选择，只是看到有无线电，觉得挺先进就去了。因为那个年代最先进的家用电器只是收音机罢了。”
若是早几年，家境贫困且有3个兄弟姐妹的工人家庭，哪出得起上大学的费用。可以说朱教授是幸运的，在他考大学的那几年，国家支持工人子女上大学，给工人子女免学费。只需负担书费及自己的生活费就够了，困难生还可得到补助。
当时朱教授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倍加珍惜，时不待我的焦灼使他付出了超常的努力。
提起朱教授的大学生活，我们可以从他与我们交流过程中的眼神及语言中察觉到他对自己已逝的大学生活的眷恋和激情。朱教授说：“我那时候的大学，没有像现在的大学如此轻松自由，那时候上课没有人迟到、早退，更没有人缺课。政治上要求很严格，除了专业学习等，每周三要进行一天的政治学习，学习一些国家的方针政策，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类型的学习，每周六还需进行劳动学习。”据教授讲，杭州植物园就是他和同学们辛苦开发出来的。
正如乌申斯基说的：“学习是劳动，是很充满思想的劳动。”在大学期间，每年都有一个月要到农村帮农民收双季稻、采茶叶、种地等。在劳动中，朱教授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学习目的，更加努力地学习、奋斗着。每天早晨5点30，每个班成一个排起来跑步、吃饭，7点10分准时上课，在党支部、团支部的严格管理下，他和同学们自觉地学习劳动，组成了5人小组，互相监督。到现在，朱教授还是一直保持着锻炼的习惯。
三年困难时期，处于大学学习的学生只能勉强吃到填肚子的东西。每个月31斤粮食、半斤肉，鱼那时能尝到算是不错了。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朱教授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他知道：如果不学习，那将意味着更艰苦；如果不学习，怎么去建设国家、富强国家呢？
1963年，他终于从浙江大学毕业了，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不仅是对学术、对自己，也是对国家、对民族。
“青春的光辉，理想的钥匙，生命的意义，乃至人类的生存、发展……全包含在这两个字之中——奋斗！只有奋斗，才能治愈国家的创伤；只有奋斗，才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和光明所在。”
这是朱教授所教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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