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婚姻三家亲家

73　一对婚姻三家亲家

（一）徐老的革命职业观给我的启示

徐运北同志早期革命史，略早已见诸报端和访谈录，作者最有感触的是徐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成就一行，不管在哪个行业里，他都能够做出突出业绩，而且总是当幕后英雄。诚然，这与他的德厚流光，高情远致的品德有关，更与他扎实的文化底蕴、孜孜以求的学习和工作作风有着密切联系。

1952年他在卫生部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实际上主持卫生部全面工作。刚刚解放不久，正是百废待兴时期，一是防病和治疗，几乎是从零作起；二是建立药品生产基地，尤其解决药品进口替代；三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中央到地方，除四害和爱国卫生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几年内中国的卫生状况起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对于中医中药是继承、发扬还是抛弃，在民国初期就争论不休，有些大师级的留洋学者，写文章，发表评论，否定中医中药的科学性，主张抛弃中医，只搞西医。从建国之日起，对中医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新中国成立后任命的部分部级干部也犯了不支持祖国传统医学的错误，甚至有人写反对中医的书。徐老的任职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走马上任的。

毛主席与周总理共同指示：“中医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巨大宝库”，卫生部必须把这一指示落在实处。中医工作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作为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责无旁贷，想方设法不让中医事业从我们的国计民生中流失！徐老上任后主持设立卫生部中医司，调江苏省政协秘书长，统战部部长吕炳魁任第一任司长。最重要的是两件大事，一是搞科研；二是办教育。关键是如何找到搞科研与办教育的经费。当时，国家一穷二白，什么都是平地而起。为了解决中医事业基础工程经费，在周总理的关照下，政府从其它经费里挤出了200万元，开始了共和国新中医事业的长征。首先从抓人才入手，开展“南医北调”工程，在首都建立中医学院、中医研究院以及数十家中医医院。在中央的号召下，各省市也相继恢复中医中药的整顿工作，把习惯于坐堂行医的老中医收上来，到各个中医点作有偿服务。经过几年的坚持和调整，中华民族的瑰宝从此保留下来。

卫生部的工作千头万绪，当时治疗血吸虫病是当务之急，以江西为中心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牵涉到南方14个省市，是建国以来一件大事。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生产、生活、生育、生长、生命的一种严重疾病。血吸虫病的死亡率极高，造成许多农村人烟稀少，田园荒芜，还出现了不少“寡妇村”，无人村。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1956年4月18日，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提出完整建议，他后任中央防治血吸虫病9人小组副书记，他下基层，搞协调，不遗余力地把各方面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报告里提出采用中西医合作方式进行防治工作，成效显著。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经卫生部和地方各省市党政军的通力合作，在几年内基本消灭了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生命的血吸虫病，为此，1958年6月30日，毛主席满怀激情地写下“送瘟神”诗一首表示纪念。

1964年徐老担任第二轻工业部部长期间，主持召开全国首次工艺美术创作设计会议，他们把中国工艺美术看成中国古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各种活动使中国工艺美术焕发青春，并努力创造成一种产业。首先组织工艺美术交易团参加广交会，力主在国内打开市场。积极筹划在法国等西方国家举办中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为我国工艺美术品的设计创新和生产发展开拓国内和国外市场。

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他重新回到轻工业部期间，亲自担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长。曾多次主持全国性、地方性、民间性的工艺美术会议，通过多种形式，把工艺美术界的专家、学者组织起来，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开展学术活动，推动了我国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近年来各个城市出现了很多文化走廊和文化街，各种拍卖市场也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加上工艺美术和古玩市场的完善，逐步成为像股票一样吸引大量投资的宽阔领域。当我们看到工艺美术领域的繁荣火爆景象时，我们不能忘记徐老为此所付出的心血。

过去有些人坚持主张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其实这是排除共产党领导的一种说法。现美国国防部长，原俄罗斯国防部长都不是军人出身，但是他们也能把事情办好，甚至比专业的干得更好。工艺美术大师并不见得懂得产业经济，正是徐老的作用，使这些工艺美术大师的价值和作用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创造了最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研究总结徐老这几十年工作业绩，要滤出一点什么精华，他老人家总会说，是毛主席、周总理指示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个人只做了应该做的一点事情，不足为奇。其实徐老没有自已固有的专业，但是“革命的责任感”就是他的专业，哪个专业他都能钻进去，不但很快能找到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而且又不拘一格选人才，让专家去解决那些主要矛盾方面的问题，这就是职业革命家的高明之处。

（二）从“海军战略”到“海洋国家”的感受

刘华清上将戎马一生建立了很多功勋，最近海军部门为将军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字里行间已经显露出他碧胆忠心、志向高远、虚怀若谷、循循善诱的风采，为建设强大海军呕心沥血。刘将军身上具有的优良传统和品格，是那些受尊敬的老一辈革命家都具备的，但是，他身上的那种“特质”，不是每一个革命者身上都能具备的。所谓“特质”就是作为高级领导人，在窥测方向上的一种预见性。

我们或者包括古人，多数人都认为华夏大地是陆地国家，她有960万平方公里，除俄国、加拿大，中国属第三位。她有高山、大川、高原和平地，这辽阔的疆土是几千年形成的，称谓神州大地。诚然，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自古至今在这片土地上有数不清的反对外族侵略的征战，历史上涌现出大量的可歌可泣保家卫国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虽然有过局部领土的丢失，那是腐败的封建社会王朝懦弱的表现。解放后，我们总是把保卫国土完整的注意力放在陆地国土的安全上，这成为一种常识。

回顾陆地上的几场局部战争，我们清晰地看到：1950年朝鲜战争是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打败了美国嚣张气焰，最后迫使敌人在三八线上停战；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我们以大胜而收兵；1971年珍宝岛战役；1978年中越边界反击战，都取得全胜。从这几场战役分析，我们有世界最强大的陆军，在陆地上善攻善守，一直保持强大优势。基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习惯地把自己看成是陆地国家。

翻开近百年的中国屈辱史，我们丢掉国土的耻辱，往往不是在陆地而是出在海洋上。帝国主义执行的炮舰政策，就是肆虐于海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香港被英国强行占领，清政府无力收回，1842年香港被割让，在那里实行近百年殖民制度；1894年甲午海战失利，日本强迫清政府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数起丧权辱国的悲剧都发生在海洋上，大牌帝国主义想要在中国国土上挖掉一块，小牌帝国主义也不示弱。中国被人宰割的历史是从海洋上开始的。

建国以来我们把主要强兵手段多用在陆军上，而对海军建设有被忽略的一面，当然，确有国力和资金问题，但是，在认识上多数人都存在误区，理由是我们不侵略别人，不管陆地还是海洋，我们能够抵御敌人来犯就心安理得了。

保护海疆领土，保护海洋权益是一件大事。

刘华清上将给了我们清晰的回答：

刘将军回忆录里写道：

“1985年底，我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中国的‘海军战略’问题。

这时，我已经任海军司令员三年多了，对海军建设和发展有了许多思考……对此，我组织人员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观世界军事史可以看到，过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海军在海上或濒海地区的作战行动，多为陆上作战的从属部分，这个时期没有形成‘海军战略’这一概念。但随着海上战争的发展，海军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在海洋上独立遂行军事任务的军种，海战不再完全从属于陆战场；‘海军战略’应运而生。一些西方军事人物，撰写了不少关于‘海军战略’的专著。1890年，美国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更有代表性。书中提出了系统的‘海权思想’和‘海军战略’理论：国家的繁荣和富强维系于海洋，海权对国家历史的进程发挥着巨大作用；海权的遂行既包括平时，也包括战时，前者是指国家通过控制海洋发展对外贸易和商业海运，后者则指运用武力控制海上交通线，以达到战争目的等等。这些‘海军战略’理论，对英、美和其他国家海军产生过重大影响，不仅维护了这些国家的海洋权益，而且在对外扩张，实行海上霸权方面，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刘华清回忆录》432、433页，2004 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刘将军提示我们读一读马汉的“海权论”，这是很好的建议。

西方知识界认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6本著作中，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赫然在列。这本书作为“海权论”至少对三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个是美国。当时美国作为新崛起的国家，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保守的孤立主义和向海外积极进取之间犹豫彷徨，马汉的著作使得美国朝野上下一致认识到：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于美国保持强大的经济发展势头和海外商业利益有着决定性作用。今天某些美国人认为：应该感谢马汉，是他在100多年前为美国的繁荣强大指明了方向。

第二个是日本。这个天然的海洋国家在沉睡了千年之后，在西方国家冲击下，于“明治维新”时毅然选择了“脱亚入欧”，马汉的“海权论”对于当时的日本就像一个下决心准备做强盗的人突然捡到一把匕首。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出版立即被译成日文，日本上至天皇，下到政府官员，三军军官和学校师生，都争相传阅，很快举国上下统一了发展强大海军的意志，励精图治发展出一支强大的舰队，并且在马汉“制海权”理论指导下，制定了同中国清王朝作战的战略计划。随后赢得了同中国的“甲午海战”和同俄国的“对马海战”。中国的钓鱼岛也是那个时候被偷偷划入日本版图。一举成为20世纪初的世界海军强国。

第三个是德国，受马汉“海权论”影响最大的是当时的欧洲。德国威廉二世读到马汉的著作后，振奋无比，一改只注重陆权的军事传统，大力发展海军，抗衡英国，争夺世界霸权。

上述例子足以说明《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已经深深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刘将军接着写道：“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有过数百年的‘禁海’历史，这些新出现的‘海洋战略’理论，也被拒之门外，对中国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清朝海军实力还居世界首列，可是，由于封建统治保守腐败而且缺乏‘海军战略’的理论指导，作战思想落后，海战屡遭失败。这也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海军战略的重要性。

刘将军接着写道：

“……海军举办了高级干部军事研究班。研究班上，我作了题为《关于海军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再次着重谈到海军作战方针问题，并概括为：‘积极防御，近海作战’。在贯彻这一方针中，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要统一对‘近海’概念的理解。以往，海军把距我海岸200海里以内的海域作为‘近海’。我强调要按小平同志的指示来统一认识‘近海’的概念。‘近海’是我国的黄海、东海、南海、南沙群岛及台湾、冲绳岛链内外海域，以及太平洋北部的海域，‘近海’之外是‘中远海’。”（《刘华清回忆录》433、434、435页，2004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要知道，在陆地上不管是喜马拉雅山边防，还是帕米尔高原边防，我们都可以设立哨所，只要有物资补给，多么艰巨的环境都可以派人执勤看守，因为有陆地的连接和必要的交通条件。但是，距离我们几千公里的小岛，派人值守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船到那里不能停靠，小船到那里更无法停留驻守，就是饮用水也很难解决。所以保卫岛屿和保卫山头，不是一种功夫。只有建设强大的海军，中国海疆才能全方位进行保护，海洋的权益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今天，历史的秘密已在不知不觉中在中国展开。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快速向“外向型经济”转换，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海外贸易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占重大比例。粮食、石油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物资亦依赖进口，类似工业革命时的英国和19世纪末的美国。英国在1830年被称为“世界加工厂”，我国目前也走到“世界加工厂”这个阶段。国家海上生命线的问题已经突显，建立强大海军的必要性已经历史地摆在眼前。原来这些问题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仅仅20—30年的时间，海权意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迅速萌发，并发展到今天的社会普遍呼声。现代海权是国家向现代化转型时的必要选择，也是一个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必然现象，这种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有海岸线1.8万公里，岛屿6 500个，岛屿海岸线1.4万公里，海疆国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是陆地的三分之一。从以上数据看出，中国不但是一个陆地国家，更是一个海洋国家。就目前看，争议、争端最多的是在海洋而不是陆地。只有在认识上的定位搞清楚，才能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刘将军领导的海军已经开创前所未有的业绩，他提出的“海军战略”和建造航空母舰的远见卓识，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把中国海军从《褐水海军》、《绿水海军》、逐步建成《蓝水海军》，已是屈指可待。

（三）一对婚姻三家亲家

介绍李昭大姐对徐念沙养育之恩，必须从其生母中年早逝说起。

徐念沙生母沙晓鲁女士简介

徐念沙的母亲沙晓鲁女士，是山东冠县城关镇南街人，回族，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其父中年过世，沙老太太拉扯四个孩子，过着艰难的生活。

冠县是聊城市管辖的六个区县之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鲁西北地区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先后为中共冠县县委、中共鲁西特委、中共鲁西北地委、中共冀鲁豫地委等领导机关驻地。坐落在冠县县城南街老城区，由一处四合院和一处二进院组成。而今鲁西北地委旧址已改为展览厅。

1935年2月，赵健民以春节拜年的名义，在堂邑县城徐运北家中主持建立了中共鲁西特委。同年6月，中共冀鲁豫特委委员刘宴春来到冠县，在王村建立了冠县第一个基层党组织———王村党支部，之后，组建中共冠县县委。从此成为鲁西北大地的星星之火。

抗战时期，冠县一带留下了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影和足迹。地区党、政领导机关和分区部队长时间驻扎在这里，全县17万人口，15 000人参军，1 908名英雄儿女血染疆场。当时就被誉为“鲁西北平原上的小延安”。

鲁西北大地上出现了大批惊天地、泣鬼神的可歌可泣的抗战英雄人物，区长王西原作战勇猛如虎，曾两拔敌人的区公所；还有“梁文焕，围城转，白天不见夜里欢。”曾在敌人鼻子底下巧夺据点；米国宾曾单身夺取敌人炮楼，俘敌20多人。冠县抗日县长王化云毁家纾难，把妻子的家私变卖，换成十几挺机枪，装备了十支队机枪营，把自家库存的麦子磨成面，蒸成馍，从馆陶运到冠县，供应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持续近一年的主食。

冠县儿女的英勇斗争，感染着全县人民，也感染着沙家儿女。

沙家三姐妹，长相都很出众，高鼻梁、大眼睛、长睫毛，高高的个头，身条儿匀称，可谓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美。他们识文断字，风华正茂，成为许多人瞩目的目标，当地有“回民三支花”之称。但是她们并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弱不禁风的女子，大姐林彬和二姐洪林有的担任中共鲁西区委妇女委员会负责人，有的担任群众团体负责人，是当地出名的妇女干部。

在抗战时期，大姐林彬和杨勇上将，二姐洪林和曾思玉中将结为伉俪，共同投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军旅生涯。

妹妹沙晓鲁曾就读于临清第十一中学，学生时代就在中共鲁西特委领导下做“学运”工作。1937年，由哥哥沙延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聊城政训处工作，后任鲁西北专署妇委常委、聊城妇女抗援会主任等职。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结业后，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回民协会党团书记、中央党校五部文科教员、冀鲁豫区党委社会部保卫科副科长、中共鲁西工委和聊阳县委副书记、书记。抗战后期与时任中共冀鲁豫区委副书记、军区副政治委员徐运北结婚。建国前后，随丈夫调北京工作，任北京市第七区区委副书记，后来调任国家经委任局长。

“文化大革命”中徐运北被“打倒”，受到严重批斗和体罚，后被抄家。沙晓鲁也受到牵连，她觉得从参加革命伊始就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多年来刻苦学习和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万万没有想到，爱人和她会受到如此折磨，她不堪被批斗和体罚，不堪被别人诋毁和中伤，最后以自杀了结性命（享年51岁），以此表示自己的清白无瑕。同事和亲友们对她的突然离去，无不为之悲痛和惋惜。

学习李昭大姐济弱扶倾的高尚品质

徐念沙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又天天被批斗不能回家，他成为一个可怜孤儿，无人抚养。好心的李昭大姐暂时收养了他，其实，那时她们家也是危难最重的家庭，李昭的丈夫团中央书记、中央委员胡耀邦同志是在“‘文革’开始后，最早被拉出来示众、批斗的中央委员，也是被大规模围攻和直接遭受肉体摧残的领导干部。”（2005年1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回忆父亲胡耀邦》125页。）因为耀邦同志具有极强的原则性，他一尘不染，刚直不阿的性格，是林彪和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一大障碍。当时李昭大姐在北京纺织局靠边站，也是有家不能回，只能托付李昭母亲和婆母照顾，那是两位最善良、最勤快的老人，她们主动担当起对耀邦、李昭的老战友、老同事等络绎不绝的客人迎来送往的责任，同时对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胡家子女多半也是这两位老人带大的。胡家的哥哥姐姐陪伴这个名叫“小不点”的顽皮弟弟尽量玩得开心，天真无邪的他，却感到时日的快乐。徐念沙在那里度过了最困难时期，往往困难的日子常常给人深刻记忆。徐家从此和李昭全家走动得更加亲密，徐念沙称呼李昭为姨妈，李昭大姐称呼徐念沙是小儿子或者按照胡家大排行叫“老五”，按照北方的风俗习惯和说法，实际上是具有养育之恩的没有磕头的干妈。

这就是一对婚姻三个亲家的由来，这是革命和灾难融合在一起的同志式的特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