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语言与真实性

时间语言是小说展开叙事的重要元素，时间语言昭示着事件变化的节奏和叙述语境、时空变换的节奏。虚构小说和纪实小说中的时间语言是有区别的。在大多数虚构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故事发生的时间”一般都在读者阅读文本的时间点之前（当然有些幻想类小说中，故事的时间往往设计在作者叙述时间的若干年之后），在故事中虽是“进行时”，但相对于叙述者来说是一种“过去完成时”。如《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家》《四世同堂》《围城》《白鹿原》《古炉》《檀香刑》等。而且这种时间往往是不具体的，或是不确定的，反正是某年某月的过去。这种时间带来的阅读感受是，故事似乎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事情，可以是前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也可以是前三十年、前五十年。时间的不具体，就会给人一种感觉：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些故事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故事的真实性就大大地降低了。或者说时间的不具体造成了事件在历史时空中无法具体定位，使读者与故事产生遥远的距离感、陌生感、狐疑感，削减了读者将故事与生活现实对应的概率，也就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性和作品对读者的触动程度。

马原在《语言的虚构》一文中说：“虚构语言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小说叙述需要进入某种状态，在进入状态的过程中，它经常会使用‘当时’、‘那时’等诸如此类的表述。而我们在其他的非虚构的语言中会比较少使用这一类表述；在非虚构的语言中，我们经常不需要有导入某种状态的准备。”^[3]的确是这样，虚构小说需要营造场景气氛，需要对环境氛围做出描述和说明，为的就是假设那个故事在彼时彼地的确发生了，为的是把读者带到彼时彼地的时空状态，读者发挥想象，姑且相信那种状态的确存在。当读者相信时，就会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当读者不相信时，就可以质疑甚至否定故事中的其人、其事、其情、其景，也就质疑和否定整部作品的真实性。

纪实小说讲述的是真人真事，作品中的事件已在历史坐标中定格了，发生故事的时间和地点不是孤立的，也是不可擅自改换的，不需要作者在历史时空中去“寻找安置”，它已与读者的印象、记忆或作品之外的其他文本建立起了可信联系，作者无需花费笔力去描述故事状态的真实度，作者只需按逻辑顺序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即可。

纪实小说文本中有三种与现实对应的时间，这些时间点恰好是读者判断故事原型和性质的基点，也是读者判断真实性的基点。这三个时间基点分别是：一是“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即事件的发生在时间坐标中的定位点；二是“故事中讲述者完成讲述的时间”；三是“作者完成讲述的时间”，这是作者叙述故事的起点时间，也是作者完成创作、付梓出版的时间。有的作品只有一个讲述者，或者作者和讲述者相重叠，则“故事中讲述者完成讲述的时间”和“作者完成讲述的时间”并轨合一，都成了事后的知情者讲述人间故事的时间。

如李娟的《羊道》、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凌志军的《追随智慧》《重生手记》、叶舟的《写照片》、老鬼的《我的母亲杨沫》、乔叶的《拆楼记》《盖楼记》、秦明的《尸语者》等。像朱君和的《血色星光》中叙述者姿态虽嫌模糊，但从叙述视角判断还是一个叙述者。有的作品中有两个叙述者，尤其是那些“他者重构”的作品中，与“当事人”回忆“自述”的作品相比，可能就会有多个时间始点，或存在“断点续传”，可能会将“自述”变换成“非当事人”“非经历者”的“转述”，如像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等作品。叙述者的层次也决定了作品中时间的梯级关系；读者在作品中看到几种时间，就会有几种判断事件的时间距离，时间的距离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读者判断事件真实与否的有效性。

纪实小说讲述的是已经发生的真事，一般用“过去时态”和“完成时态”。时态语言一方面显示了时间距离，另一方面说明作者对所讲述的事件的态度——“事件发生时间”距“故事中讲述者完成讲述的时间”和“作者完成讲述的时间”越近，叙述时储备的细节也越详细，叙述中丢失的信息也可能越少，会被认为真实性越强；“事件发生时间”距“作者完成讲述的时间”越远，说明作者对该事件的重视程度和兴趣点越高，但真实性越易受到挑战；“事件发生时间”距读者阅读的时间越近，小说的真实性也就越好检测和衡量，纪实叙述的可靠性也就越好把握。

如杨显惠的《甘南纪事》中的《图美》，讲述的是甘南扎尕那东哇村的图美小时候在扎尕那的拉桑寺当和尚，念了几年经之后不想念了，1996年和几个同在拉桑寺当过和尚的藏族青年想谋新路，去拉萨打了几个月的工，辗转去了印度，在印度喜玛加的藏民学校里学了四年英语、藏语、印度语，想将来到欧洲谋生发展，结果在第五个年头回到了中国，后在甘南迭部开了一家富有国外风情的松赞宫酒吧。《图美》主要讲述了图美从拉萨打工到印度上学的曲折故事，“事件发生的时间”在1996年至2000年之间，“故事中讲述者完成讲述的时间”是2006年春作者开始游走考察甘南至2008年11月之间的某个“秋季的上午九点钟”，而“作者完成讲述的时间”是作品《图美》在杂志上刊发之前的不久，也可说成是2011年《甘南纪事》出版之前的不久。按杨显惠创作的习惯，先采集到素材，经过思考酝酿后集中于某一时间进行创作，那么“作者完成讲述的时间”势必要靠近作品发表出版的时间。这三个时间都没有超出读者检验印证的有效时间，基本不影响作品的真实性判断。

以杨显惠《夹边沟记事》的19篇小说来说，“事件发生的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故事中讲述者完成讲述的时间”是那些经历和目睹当年夹边沟“右派”的人给作者讲述故事的时间，也是作者走访调查、搜集素材的时间，应该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某个时间；“作者完成讲述的时间”是作者将采访调查来的真实故事转化为小说故事并且叙述给读者的时间，也是作者将小说付诸发表、出版的时间，这个时间应该是2000年至2008年^[4]。三个不同的时间，使读者对三个时间点的人与事提出追问：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些“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有那些遭遇？幸存下来的那些“右派”和他们的亲友在20世纪末给杨显惠讲述他们的故事时是怎样的心态？他们怎样看待这段经历？作者杨显惠在20世纪末为什么酝酿写作这些故事？他写作这些故事的动机和愿望是什么？——每个问题都指向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指涉及“真实性”问题。三个不一样的时间给读者制造了不同时段、不同人群、不同身份者的生活真实。

纪实小说一般书写的是新近发生的真事，叙述者叙述故事的时间和作者叙述故事的时间又分两种情况：像《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中国知青终结》《尸语者》《寻梦》等作品，故事是作者采访调查得来的，故事中的叙述者叙述故事的时间在前，作者叙述故事的时间在后，两种时间跨度较大。这两种时间的长短说明了作者在调查、思考这些事件的时间长度，时间跨度越长，提供给作者核实的机会就越多，真实性越可靠，也可以说明这些事件在作者的心中沉思得越久，作者对事件性质的把握和对作品主题的提炼也就越深刻、越典型，形成文本后也就更能激起读者的深思，作品的审美效果和意义也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