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亚于淮海战役的“市场争夺战”

现在的人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似乎颇不理解,说起其弊端来,甲乙丙丁一长串。实际上,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1949年全国解放,蒋介石仓惶而逃,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当时,共和国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并且也是威胁共和国政权的第一大危机,便是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在国民党统治的摧残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尤其是粮食生产急剧滑坡,总产仅11318万吨,比1936年减少约25%。全国共有灾民4000多万人,其中濒临饿死者约700万人。

与此同时,粮食的需要量迅速增加。一方面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需要由国家供应粮食的军政人员数量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一些原来靠吃部分进口粮食的大城市,由于海口被敌人封锁,进口粮源断绝,也全部需要由国内供应,使粮食的供求矛盾更加尖锐。

当时粮食市场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实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粮食商业还占很大优势。国营粮食商业还来不及普遍建立,网点和人员都很少,能够在市场上收购的粮食数量不多,国家掌握的粮源主要靠从农村征收公粮。而由于新政权刚刚建立,土匪、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他们公开或暗中进行破坏,阻挠公粮的征收。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全国为征收公粮而牺牲的干部在3000人以上。

在国家财政经济困难,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投机势力乘机兴风作浪,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掀起过4次大的物价波动,往往是粮价带头,牵动其他物价全面上涨,使整个市场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据统计,北京市1950年3月份的粮食批发价格总指数,比1949年2月份上升70多倍;上海市1949年5月30日,每石大米的市场成交价是4200元(旧币,1万元旧币等于1元人民币),到1950年2月27日涨到28万元,上涨了60多倍。

当时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米、棉)一黑(煤炭)”,就能置新中国于死地。能不能克服困难,把粮食局势迅速稳定下来,不仅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生活,关系到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关系到人民政权的巩固。1949年底,新生的人民政府与城市资本家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市场领导权争夺战。

1949年1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达了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中财委主任陈云起草的《关于对全国物价猛涨应当采取的方针的指示》,提出12项措施,要求各地贸易公司“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预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调集粮食,以支持京、津两市和产棉区,决定东北从11月15日到30日,每天运粮1000万斤至1200万斤进关;财政部门从11月16日到30日拨交贸易部门2.1亿斤公粮。

根据陈云同志的部署,从11月20日起,由国家掌握的贸易公司逐步提高牌价,到24日与黑市价格相平,然后,从25日开始一齐抛售,抛售时的价格按市价逐日下降。到26日,物价开始回落,而且一泻再泻,投机资本家在这样的打击之下,手足无措,叫苦不迭。这次行动共进行了半个月,到12月10日,全国物价趋于稳定,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开始掌握了领导市场的主动权。

1950年新年春节期间又发生了第四次物价波动,但国家早已有所预料,并作了充足的物资准备,因而很快就稳定了市场。到1950年3月,国家对制止粮价波动采取了更加有力的措施,至此,这次波动也就成为抗日战争以后,持续十几年的粮食市场剧烈动荡的尾声。从1950年3月上旬到4月中旬的40天内,北京市几种主要粮食的价格分别下降12～34%;天津市分别下降11～39%;上海、汉口、重庆、广州等城市的大米价格分别下降7～40%。

在打击投机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进一步采取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措施。其基本内容是统一国家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具体在粮食方面,则是加强公粮的统一管理和调度,统一全国的粮食贸易工作,以及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粮食统一调拨。这是当时打击投机资本家、保持新生政权稳定的惟一办法。在粮食等主要物资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不集中物资,不统一贸易,就无法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也就无法避免大面积的粮荒出现。

要稳定市场,必须首先控制市场,而关键是要确立国营商业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1950年3月1日,中国粮食公司成立,随后,省、市、县等地方各级粮食公司也相继成立并开始运转。当时的经营方针是,根据全国粮食产销的情况,以国营粮食商业为主调剂有无与多少,在经营管理上贯彻企业化的原则。从此,粮食批发价格、粮食及资产调拨和现金回笼三项由中央统一管理,执行政策、完成任务及干部的调配、调动、补充都由地方政府管理。

与此同时,中央财政部决定建立统一的垂直领导的国家粮库,统一管理和调度公粮。1950年3月,按中央部署,各地相继成立了各大行政区、省及省以下的地区、县等各级粮食局和中央公粮库。1950年10月1日,中国粮食管理总局在财政部原粮食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当时明确,粮食管理总局的任务主要是进行公粮接收、保管、供应、调剂和兑换,与中国粮食公司共同完成粮食的收购与供应工作。

到1952年8月为止,粮食部门这两大系统紧密配合,前者运用经济手段,由贸易部门在自由市场上运用价值规律在全国收购粮食;后者采用行政手段,由财政系统按照农业税的规定,向全国农业征收公粮,二者协同作战,共同完成了保障粮食供应、稳定粮食局势的任务。但其中不免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机构设置重叠,环节手续繁复等,于是,中央为了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调度,以加强对全国粮食的掌握和运用,9月1日,中央决定将中国粮食公司和粮食管理总局合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当时确定的方针是“行政管理与企业化经营的结合,在组织上是行政机构管理企业机构。所谓行政化管理,对内是管理公粮入库,管理企业经营,管理计划和经济核算;对外是配合商业部门管理市场,领导私营企业。”这在当时粮食供求紧张而粮食市场又相当混乱的情况下,为保证国家掌握粮源、控制市场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此一来,也造成粮食部门政企不分、职责不明的弊端,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次国务院组织实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将粮食部门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经营分开,实行“两线运行”。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质,在粮食经营中国营商业的比重应该逐步增加,这是当时实行粮食统一管理的出发点。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国营粮食商业逐步发展壮大,很快便取得了粮食市场的领导地位。1950年,国家粮食收购数量占社会公私收购总量的23%左右,1952年上升到73%左右;国营粮食商业销售量占社会上公私销售总量的比重,1950年占20%左右, 1952年上升到51%左右。同时,中央贸易部逐步掌握了19个城市的粮价。相应的,大批私营粮行、粮店因无投机余地,而停业、关闭。1950年初,上海共有米行、米店、米厂及经售商等3040户,到4月底已有1270户关店歇业,1100户半开半闭,照常营业的只剩下670户,原来的近400户大米批发行庄,在四五月份几乎全部停止活动。

掌握市场,稳定物价(主要的是粮价),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的第一战。这次战役的胜利,成为共和国稳定的基础。外国资本家曾预言新政府将因无法解决5亿多人的吃饭问题而垮台,至此宣告彻底破产;国民党残余势力计划用粮食短缺打败新中国的幻想,也宣告破灭。加上农村土地改革的成功,全国市场稳定,人心稳定,没有发生大面积的粮荒,也没有出现严重的饥饿死人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广大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当时,毛泽东不无高兴地说,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当时,全国的粮食产量也逐年增长。1950年达到13218万吨,1951年达到14369万吨,1952年增加到16392万吨,比1949年增长44.8%,并超过解放前最高年景1936年的9.3%,人均占有粮食达到285公斤,比1949年净增76公斤,增长36%。广大农民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350亿公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平均每人每年多收入100～150公斤粮食,大部分改变了旧社会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状况,基本上能用粮食吃饱肚子。城市粮食供应稳定,价格逐年下降,1952比1950年下降了12%左右。尤其是国家拿出了相当数量的粮食救济灾民,实现了新政府“不饿死人”的口号。1949年全国灾民比1931年少1200万人,而用于救济的粮食多25.6万吨。1931年饿死370万人,1949年基本上保证了不饿死人。

谁不说这是一次伟大的战役、一个伟大的胜利呢?中国共产党枪林弹雨中南征北战几十年是为了解放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现在则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呕心沥血保护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艰苦奋斗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