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嘉谟的电影评论与研究

早在1927年，黄嘉谟对电影的兴趣就已经显露无遗。同年，他在《银星》第15期上发表了所译金·维多（King Vidor）的《制片家的经验谈》一文。《银星》是一本颇有影响的电影月刊，于192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其宗旨是“提倡电影艺术”、“引进阅者研究电影艺术的兴趣”，主要发表电影图文介绍文字与电影评论等。^[22]

1928年，黄嘉谟火力全开，在《银星》、《电影月报》、《中国电影杂志》等电影专业杂志上发表了13篇电影介绍、评论或研究文字。《银星》所载文章包括《西片漫评》（第16期）与《评〈七重天〉》（第18期）。《电影月报》所载文章包括《影戏价值与摄制投责问题》与《银幕隽语》（均载于第1期）、《观影指迷录》（未完）（第2期）、《观影指迷录》（续第二期）（第3期）、《黄阿媚女士的烦闷》（第5期）、《今日美国的电影及其明星》（第6期）、《现代日本电影之一瞥：地球的周转及其它》（第7期）等七篇。《中国电影杂志》所载文章则有《评〈水上英雄〉影片》（第1卷第11期）、《关于影剧的吹毛求疵》（第1卷第12期）、《记占宁斯与刘别谦的新片》（第1卷第13期）与《观〈情海贞禽〉后》（第1卷第14期）等四篇。

1929年，黄嘉谟继续在《电影月报》上发表了《论有声电影》（第9期）与《关于电影演员》（第10期）两篇文章。此后大约四年间，他暂停发表电影评论与研究文字。

1933年3月，黄嘉谟与刘呐鸥等六人合办《现代电影》杂志。同年，他亲自撰文，在该刊上发表了六篇文章，包括《现代电影与中国电影界》（第1期）、《电影女明星作风的分析》（第2期）、《现代的观众感觉》（第3期）、《电影之色素与毒素》与《导演先生的智力测验》（均载于第5期）与《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第6期）。同年11月，黄嘉谟又在《矛盾月刊》第2卷第3期上发表了《〈春蚕〉的检讨》一文，对电影《春蚕》进行了批判。其中，《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界掀起了关于电影品性的“软硬之争”。论争的一方是黄嘉谟、刘呐鸥等以《现代电影》为主要阵地的“软性电影论者”，另一方则是以左翼文人为主的“影评人”小组。双方争论的焦点是电影的本性和价值到底是功用为上还是艺术至上。这一论争持续经年，对当时的电影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3]

1934年，黄嘉谟发表了七篇电影相关文章，包括《中国电影发达的必然性及其将来》（载于《时代》第6卷第10期）与《一九三四年好莱坞男明星的新典型》（载于《时代》第6卷第12期）、《挣扎中的中国歌舞：中国歌舞剧的前途》（载于《良友》第99期）、《欧美影片的比重及其分野》（载于《万象》第2期）、《美俄复交与人才交换：苏俄影坛与好莱坞之合作新讯》与《最近国片一览（由廿二年九月一日起）》（均载于《现代电影》第7期）、《国产电影业的展望》（载于《时代电影》第1期）。

1935年，黄嘉谟又发表了七篇电影相关文章，包括《英国电影事业之飞跃》（载于《万象》第3期）、《中国有声电影与当前的音乐问题》（载于《电影画报》第18期）与《好莱坞临时演员的悲惨生活》（载于《电影画报》第21期）、《英国新兴影业的企业大家》（载于《电影周》第3期）、《梅蕙丝的神秘生活》（载于《时代电影》复刊号）与《瑙玛希拉奋斗史（未完）》（载于《时代电影》第8期）、《中国电影演员的酬报及其挣扎》（载于《人言周刊》第2卷第23期）。

1936年，黄嘉谟发表了六篇电影相关文章。其中，《艺华》刊载了两篇，即《〈化身姑娘〉编剧谈：由剧本谈到摄制经过》（第1期）与《谈〈新婚大血案〉的演技》（第2期）。《时代电影》则刊登了四篇，即《好莱坞之女子职业观：女性在银幕后之活跃：摄影场的工作门类及其周薪》（第4期）、《一九三六年度英国影业新片之阵容》（第7期）、《欧美影坛之新人发掘谈》（第8期）、《小范朋克谈自办制片厂的原因》（第9期）。

1937年，黄嘉谟在《时代电影》发表了五篇电影相关文章，包括总题为《银市散步》的《生意眼》、《论强制戏院选映国片》与《从业员的分野》（均载于第3期），《波兰大艺人不幸陨没—李却包来斯劳斯基小传》（第4期）以及《好莱坞韵事录：明星们的一封情书》（第7期）。

1938年，黄嘉谟发表的电影相关文章屈指可数。1939年，他在《艺华画报》第8卷第3期上发表了《剧作者言：瞎三话四集》一文。1944年，他在《新影坛》第2卷第5期上发表了《〈盖世匹夫〉观后感》。其余各年，则无电影相关文章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