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帕拉庄园认识达赖

二、到帕拉庄园认识达赖

刚到西藏，我就遇到一件麻烦事。一个从西藏成长起来的记者写了日喀则地方干部对援藏干部不满的内参，认为援藏干部来掌了权，使当地藏族干部无权了。我觉得这件事与中央援藏干部政策是相违背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藏区党委不仅让内地干部带资金来，还让这些援藏干部发挥作用，担任县委书记。当时山东的王书坚、赵文朝、黄希俭、时文进等都是这样走上一线岗位的。后来我见到时任西藏区党委常务副书记郭金龙时，谈到这个情况，郭金龙说：“中央政策是明确的。少数人不干事却找事，这个风气不能长。”我说起对援藏问题的看法，郭金龙说：“你在政治上过得硬，援藏就是要在政治上把好关，从大局上看问题，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郭书记提醒，在西藏问题上，一定要看到达赖分裂主义势力这个背景，看到西藏生产力落后这个背景，千万不能把内地一些做法简单搬到西藏来。

在西藏，宗教问题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问题，在了解西藏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以后，最好通过宗教去接近现代的西藏和西藏人。为了掌握达赖集团渗透农牧区的一手材料，高原反应一好转，我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宗教问题的调查中。

1996年6月，我到西藏后的第一次下基层，是到雅鲁藏布江南边的贡嘎县。郭金龙书记在西藏抓了“一江两河”工程，这个工程牵涉到主要农牧区，影响很大，投资三千万元兴建的甲日普水库就在贡嘎县。我前去察访，陪同的是两个藏族记者，央珍与索朗罗布。两个年轻人都是日喀则人，都是农奴的后代，他们一边担任我的翻译，一边照顾我的生活。

在贡嘎县的饭桌上，我单刀直入问有没有寺庙与村党支部发生冲突的事。县长索朗旺堆对我讲述了甲日乡甲日村党支书丹增加措被喇嘛殴打的故事，称甲日乡几乎家家都有人当过喇嘛，这立刻激活了我的敏感神经。我从山南回拉萨前决定到甲日乡走一遭。采访过甲日普水库的央珍劝说不能去，这个村子太复杂，不安全。我问不会打死人吧，央珍说那倒不会，索朗说有我们哩，不怕的。我说，那我就更得要去啦。于是我们便直奔甲日村而来。

甲日乡是贡嘎县最穷的一个乡，地处离贡嘎机场很近的甲日沟里。因为严重缺水，土地大片荒芜，被喻为“贡嘎第二飞机场”。一进村落，我就看到了挂着五星红旗的党支部办公室，耀眼的红色，心情一振。紧接着，村里的寺庙又映入眼帘，气势巍然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比党支部办公室气派得多。西藏遍布寺庙，前几年就连贡嘎县县委、县政府也住在寺庙里。

那天刚下过雨，村里坑坑洼洼。我们几人来到村里时，看到一堵泥墙把树围起来。索朗说，风太大，飞沙走石，树长不活，要有围墙护着。停下车，与几个干活的群众聊起来。其中有一个手持铁锨的老人，沉默寡言，一语不发。我没有想到他便是自己以后在甲日乡调查的主人公丹增加措。后来，翻看照片，原来我们进村最早见面的人中就有这个翻身农奴。刚下过雨的村庄，坑坑洼洼，走上一段路皮鞋便灌进了泥浆，我们一连走访了七八户，看看藏民看什么书，家里挂什么。

记者伍皓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主动要求到西藏两年，他陪着我拜会了拉萨市委书记洛桑顿珠。洛桑顿珠在市委书记办公室里讲起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则故事。有一次，他乘坐的车子路过甲日乡，一头毛驴横挡在路中间。周围的喇嘛们不赶毛驴，却大声骂道：“你这个蠢驴只知道吃，还不滚回家去。”他们的指桑骂槐，给洛桑顿珠留下了深刻记忆。洛桑顿珠走了，专员向巴平措接上，昌都的副专员胡春华到山南当专员。

郭金龙书记也对我讲起“一江两河”在甲日普水库的情况。始于1989年的“一江两河”开发工程是一项耗资巨大、与当地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项利民工程。这些年，虽然一直在为工程拔款，但原料总是被偷，致使工程迟迟不能完工。

彼时，恰逢王敏等率山东党政代表团来看望援藏干部，我陪同他们参观了帕拉庄园。帕拉庄园是西藏大贵族帕拉家族的主庄园，位于江孜县城西南的班觉伦布村，是目前西藏唯一保存完整的旧西藏三大领主贵族庄园。帕拉庄园一行，让我对西藏封建农奴制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1959年之前，西藏地区一直处于政教合一体制下的以官家、贵族、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为统治者的封建农奴制度下。构成“三大领主”的农奴主阶级，虽然只占藏族人口的5%，却占有了当时西藏地区所有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而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困民众则处于被压迫、剥削与奴役的境地，不仅人身和家庭牢固地束缚于所属领主的庄园土地，而且几乎全部精力和体力也都要无偿服务于农奴主。农奴除了终日进行无偿的劳作外，还必须承担名目繁多的差税和费税。旧西藏政权统治的特色就是把封建领主的利益置于宗教皈依的掩盖下，寺庙领主对农奴的剥削被当成了对宗教的供养，掠夺者被打扮为精神领袖，从而以思想麻痹掩护着残酷和野蛮的压榨，使农奴乖乖忍受剥削的痛苦。山南地区贡嘎县一带便是西藏最大的寺庙哲蚌寺的领地。

帕拉庄园陈列馆里陈列的实物带给我内心极大的震撼。人头盖骨做的酒碗、人大腿骨做的艺术品、抽筋、剜眼、断足，一件件惨绝人寰之事令人毛骨悚然。我意识到，达赖集团妄图复辟的，正是这种政教合一下残忍的封建农奴制度统治。这成为我认识西藏问题的思想起点。

大道至简，从复杂的局势中抓住一条主线极为重要。从帕拉庄园回来后，我初步弄清了农奴制度产生的历史，决心到甲日乡了解寺庙的喇嘛殴打党支部书记的原因，查个水落石出。我想起郭书记在西藏问题上，一定要看到达赖分裂主义势力这个背景的提醒，我隐隐觉得甲日乡有一篇大文章，也可能挖出达赖分裂势力与寺庙的关系。根本问题，是谁控制政权与人民的问题。陈奎元书记正在抓寺庙整顿，这件事已经铺开了，算是短兵相接。下一步怎么办？我觉得更大的力量要用在农牧区政权建设上，要找出一条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