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名党员九根擎天柱

这时我一边在乡下调研，一边关注着天下大势。

1989年9月底到10月初，成千上万的东德人涌入西德避难。社会主义正面临一场空前的劫难。九间棚的现实，在我看来，就像一根银针，似乎正扎在中国发展的穴位上。面临挫折与巨大风险冲击的中国要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走什么路，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这条路，共产党怎样领着大伙走这条路，目前要迈开什么步伐，一系列的问题都急需回答。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大局，也是遁入深山的我最想弄明白的焦点。

在我看来，“大洼风波”昭示出一个真理：共产党人能够坚持群众路线，带领群众前进，关键是要改善自身领导，保持先进性。这是一种“好换好”的关系，首先是党员有先进性，与群众甘苦与共，群众才能跟党走，做到水乳交融。

坚强的领导核心是九间棚形成凝聚力的关键，一个群体、一个集团乃至一个国家凝聚起来需要一个核心。在九间棚，这核心就是只有九个人的党员队伍。九间棚原来的党组织软弱是长期陷于困境的重要原因，而从软弱走向坚强，关键在于刘嘉坤这样的好支书。他无私奉献，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不怕受气，一心一意为大伙儿，正是这种力量对九间棚人形成强大的感召力。先进的力量最有吸引力，最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九间棚的党支部就是这样一个强大吸引力的凝聚核。正像群众夸赞的那样：九个党员九根擎天柱。

九间棚村共产党员的作为，从一个小山村为中国面临的困局实践了一条有效路径。后来我在第一届“沂蒙精神”讨论会上发言说：“就九间棚调查产生的时代背景看，时代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典型，来振奋全中国的神经。共产党人能不能在这个时候撑得住，做到‘天欲坠，赖以柱其间’，是摆在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前的一道考题。我们提出‘九柱擎天’的精神，是有意用九间棚这根‘银针’，来扎中国社会疾病的‘穴位’，为党和国家献出一道‘药方’。”

寻找到九间棚与全中国这一大局的联系，“天塌下来要擎得起”的报道思想在我头脑中迅速明确起来。等到把“大洼风波”核实清楚，我已经进村14天。这时的我因为爬山皮鞋掉了一只跟，胡子长了一脸，人也瘦了整整一圈。平邑县县委书记綦敦祥听说有个新华社记者在山上住了十多天，大吃一惊，他带着办公室、宣传部与新闻科全班人马开着三辆车来看望，接我下了山。

下山时，全村的群众停下手中的农活来送行，十几户老乡为我煮鸡蛋、炒花生、装山楂、地瓜和黄梨，送鞋垫，把车都塞满了。有位老大娘抱着我直流泪，连声问“儿哪，啥时回来？”我自己也掉泪，说不出话来。

在山上的十几天里，我记录下了数万字的翔实材料。下山后，我和县委宣传部的甄德生奋战一个星期，完成了调查初稿。在平邑县招待所里写了一封长信，向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汇报了这个典型，信中我说：

社会主义处在生死存亡关头，我们应该突出地宣传凝聚力与党的先进性问题。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改进党的领导，增强群众对党的信任感，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九间棚村党支部在人心涣散的关头，把群众团结起来，凝聚起来，使群众维护集体，想着未来，决心跟党走，这种凝聚力的形成过程与方法对基层组织建设乃至形势的稳定与发展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正当我对调查报告作深入思考与修改之际，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高昌礼提出春节找一个有特色的村庄过年、做点调查的想法。我向他推荐了九间棚村。于是农历腊月二十九那天，我陪同高副省长上了山，再次住进了村中，在村里小学校里铺上麦草秸的地铺，两个人面对面睡着。

当天晚上，我与高副省长促膝长谈，一直从5点谈到到10点半。我把自己对九间棚的了解及看法和盘托出，希望山东省委与新华社一起抓好这个典型的宣传。高昌礼副省长对基层情况熟悉，思想理论水平高，听完我的汇报后也很兴奋。他认为，九间棚肯定是一个大典型。现在必须考虑一个信心问题，在国家内部与外部都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既需要社会稳定，更需要帮助人们增强信心。九间棚环境这么恶劣，却干得那么出色，让每一个看过的人都觉得是个奇迹，这个典型的意义就在这里。

经过实地调查后，高副省长决定根据确定的思路，与我们联合拿出调查报告。高昌礼向省委报送，我们则向新华社报送，分头进行，争取在多方面开展工作，把这个典型推广出去。

后来还有一段小插曲。宋平同志到山东考察时，我找到省委书记姜春云，希望向宋平同志汇报九间棚情况，认为讲清苏东事变背景对于认识九间棚的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典型意义会更充分些，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大典型。宋平非常重视，他安排秘书彭清华在当晚专门听取我的汇报，姜春云的秘书李孝声陪着我一起汇报，彭清华特别对我将共产党员先进性作为一种重要思想提出来非常赞赏。

当天晚上，彭清华将我的汇报情况向宋平作了汇报。第二天上午，彭清华向我反馈说，宋平同志对九间棚事迹非常感兴趣，还说新华社记者在群众中调查研究吃了不少苦，以九间棚精神调查九间棚，这个记者的事迹也很感人，要向这个新华社记者为党建工作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