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华社整理过的关于饥荒的照片

三、我在新华社整理过的关于饥荒的照片

江苏在全国灾情当时还不算最重的。据后来了解，1960年6月6日，中国三大城市存粮维持销售时间：首都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上海几乎无大米库存！

1960年10月21日，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今年已经有几个省缺粮，秋收以后就缺粮，寅吃卯粮，明年会更缺了，有个怎样度过的问题。一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辽宁，一个河北，是最难过的，其次是山西，还有几个省。1958年、1959年几个大战役，把我们的存底挖完了，把我们的存粮箱箱柜柜拿来吃光了，又来了连续两年的灾害，所以引起困难，明年春天又来了灾害怎么办？人民确实相当疲劳了，相当困苦了，情绪也很不好，劳动热情普遍不高，大家外逃也不愿意搞生产，需要我们军队帮一帮。”

后来，我当新华社记者30多年，跑了很多地方，了解到三年大饥荒是全国性的。整理过与大饥荒有关的照片，心情总难平静下来。

山东平邑县九间棚。在“瞎指挥”风兴起的年头，上面搞一平二调，搞大并村，很多村被逼赶到其它村。九间棚村在互助组后已盖起不少民房，在大并庄时全部被赶到山下的赵庄，两村合并。因生产、生活矛盾重重，无法相处，这个村的农民又全部搬回山上。可是，原来房子已被拆掉，木料被拆卸去大炼钢铁去了，全村几十口人只好搬回山顶石洞里居住，过着穴居山洞的生活。

湖北红安县七里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使得无数中国人变得浮躁而轻狂。当时，甚至有人提出是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还是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干部们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到处砍伐森林，大炼钢铁，使生存环境受到毁灭性破坏，为农村留下一片荒芜。七里坪是红四方面根据地的中心。在红军初创时，红安县有三万好儿女随红四方面军转移参加长征，有一万人把生命抛在战场上，这个县曾出过李先念、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100多名将军，是著名的将军县。1959年，这里的人民响应号召，为大炼钢铁把成片成片的树林砍光，运走木材，留下的是荒瘠的山地。兰桂珍，是当年闹红的积极分子，一家牺牲三个人。在大跃进时是砍伐森林的妇女营营长。党指向那里，就冲向那里，从来没有畏缩过。可是，晚年生活凄凉，面对当年砍代树林后留下的荒山，这位老人心中涌起的是失望与悲哀。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后来闻名全国的十八人秘密会议是在严立华家那破草屋里开的。严立华告诉笔者，在1959年吃食堂时，他家六口人，饿死了五口，父母兄弟都死了，他成了孤儿，是已经出嫁了的姐姐把他接走，才活了下来。他们公社从1958年6月开始办食堂，村里劳力被调走到哪干活，就吃住到哪，一点报酬也没有。数月间，夫妻分居，家人不能见面，工作生活都是军事化。秋后，食堂吃光了就吃“小秋收”和供应的豆饼了，口粮被公社调去做种子。1960年春天，小岗食堂三个月没有开过饭。从1959年到1962年春天的三年中，小岗村有60人饿死，死绝6户，有71人逃荒要饭，逃离家乡。当时，村里活着的人连埋死人的劲都没有，只得将死尸扔到枯井或水塘里。到1962年夏天，小岗只剩下10户、39口人，一犋牛和100多亩可耕地。

云南省盈江县的中缅边境。在这里，我曾遇到一位从缅甸逃回的中国妇女。她是云南腾冲人，原籍四川，家乡吃食堂后，出现饿死人的状况，她就是那一年出生的。父母怕她饿死，带着她要饭要到云南又逃到缅甸，得以生存下来。在缅甸发生战乱后，她又逃回云南，这时，新生的女儿正好一岁，还没有落地，便走上逃避战乱的路。她抚着孩子的脚说，我们吃尽了动乱的苦，孩子还不会走路，就没有立脚的地方，命太苦了。

四川省江津县。在1959年后，很多地方农民形成卖血养家糊口的习惯，出现一个个卖血村。卖血时，那些青壮劳力消削面庞与无神的目光，使人不忍直面。在一个血站，遇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显得旁若无事似的，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他说父母就是这样把他们养大的。

山东省高唐县王庄。“五风”席卷全国后，造成了多少人家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村庄都在饥荒中消失了。有的村庄，仅剩下断墙残壁和从生的杂草，就像沙漠中的高昌古城，使人觉得有人烟只是非常遥远的过去。高唐王庄村北的这户王姓人家，把六间房子都拆了，再拆，便什么也没有了。这门楼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几代了，不能再拆了。一狠心，闯关东去了。1978年前，中国农民逃荒的每年达数千万人。秋收以后或春天播种后，逃荒的高潮一次次兴起，成千上万的人拖儿带女，逃离家乡。有的流落到东北与西北的荒凉地带开荒与打工。有的则沿着津浦、京广、陇海等铁路线流入大城市，沿街流浪，挨门乞讨。闯关东、走西口、下江南是鲁西北农民的三条出路。鲁西南济宁有趟列车，由济宁直达黑龙江的三棵树。房子木头早被人拆走，唯有门楼没有倒，这座纪念碑式的建筑，是被“借地度荒”挽救下来的。它就像圆明园遗址一样，记录着沧桑变化，诉说着造孽者的罪恶。我向县委翟瑞华书记建议，一定不要拆掉这个门楼，留着它作为批判极左思想横行的教材。

山东省茌平县城关公社的年集，我看到一个服饰高度统一的场面，清一色的农民，男人们几乎是统一穿着黄色的军服，带着黄色的军帽，四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有少数戴着“雷锋帽”的，也有头上扎着白毛巾的，那是标准的老农。大多数青年人都戴着黄帽子，就像新兵似的。这种服饰的高度一致性，是那个年代的特征。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领导人穿着黄色的军装，连县委书记也喜欢穿着黄色的大衣上主席台，因为县委书记兼着县武装部第一政委。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但这种高度统一的服饰仍在流行着。

……

当我整理这些照片时，心中一直难以平静。虽然这多是以后遇到的人和事，更多的是对那场浩劫的追述，然而这些也告诉我们，当时的历史是怎样的。恐怕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记录，每一个六十岁以上的农民都能够讲述一大堆类似的事。那是以多少人的生命为代价留下的悲惨历史！中华民族到底应该从中汲取多少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