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学兵队

苏雨生派去榆林与井岳秀联络的代表张东皎回到部队，我才知道他原来是我们的同志，在8旅15团担任副团长。张东皎根据党组织的意见，在15团组织了学兵队。张东皎兼任大队长，高岗任分队长，李树林任司务长，卢子元、常紫良是军事教官。

学兵队是我们党策划组织起来的，由我们党控制，党员在里面占着多数，从陕北来的两批同志都被编进去当学员，共计40多人。我被调到学兵队当班长，党内任学兵队支部书记。后来又由石子健任支部书记，我任军委委员。学兵队的队部成了军委的办公室，晚上，我们常在那里开会研究工作。党组织在学兵队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像高鹏飞、曹盛荣、杨林、李仲英、李培清等。

学兵队主要是讲典、范、令等，也讲一点骑兵战术、测绘等军事科目，同时进行一些军事训练，和别的连队一样行军、打仗。我们这批学生党员，既学习了一些军事知识，也锻炼了我们的实际工作能力。

我们党在军队里是利用军阀，但我们的屁股不是坐在军阀怀里，军阀扩大势力，我们共产党也要组织部队，扩大自己的实力。

1930年6月，苏雨生下属的8、9两个旅，看到苏的势力日益衰弱，没有什么前途，就在宁夏宁安堡发生哗变，脱离苏部，并把苏雨生的军械处抢了。我们党组织研究，军阀混战，你打我，我打你，狗咬狗。我们党的力量不能为军阀无谓牺牲，决定脱离苏雨生部，因此也参加了哗变。学兵队趁势抢了一批马提尼、后登七响、毛瑟枪等武器，装备了学兵队，加强了学兵队的实力。

在军阀部队里，士兵的生活非常苦。但是在学兵队，由于政治文化生活搞得很活跃，经常开学习会、讨论会，上政治课，讨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讲马列主义的原理，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队歌，大家都有远大的革命抱负和理想，精神上很愉快。学兵队里青年知识分子多，大家编了许多秧歌剧，歌颂劳动人民的智慧，揭露反动军阀搜刮老百姓，反动军官欺压士兵的丑恶行径。例如部队开到甘肃省靖远，学兵队操练时，看到黄河岸边的人民因军阀混战，苦不堪言，有几个同志作歌和写戏词：

有写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甘肃封建割据，寡头统治人民，搜刮剥削，苛捐杂税。官兵变土匪，土匪变国兵，民不聊生，十室九空。”

有写军阀狗咬狗，士兵遭殃的：“宁夏出发打固原，固原退回打宁安，石子俊要上罗山。上了罗山回头看，看见八旅没法管，起阴谋解决三团。（石子俊打8旅收编3团）固原死了姚团副，宁安死了韩参谋，士兵们死得真苦。队伍到了下马关，穿衣吃饭真困难，派出代表四处躜。”（陕北土话找主的意思）

也有控诉军阀腐败的：“天天起来抽大烟，扣军饷不要球脸。旅部住在定西县，扣了军饷成千万，内官营队伍捣蛋。”（官兵闹饷）

有讽刺“三多”司令石大眼（石子俊）的：“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戏词）

还有抒发壮志的：“从军今半载，遍足陇东行，历尽千般苦，挥刃未甘休，誓愿杀敌尽，旋里伴耕牛。”

部队到了新的驻地，学兵队党支部联系部队实际，编写排练一些内容进步的秧歌剧和文明戏，给士兵和当地的老百姓演出，开展宣传教育，在行军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因为这时许多党员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受军阀部队的影响和腐蚀，有些人也产生了升官发财的思想。党组织针对这一倾向，在学兵队，一方面是要党员去争取当军官，争取带兵权；另一方面又对党员进行反对升官发财的思想教育，教育党员要牢记去当官是“为发展党的事业而服务”。

1930年秋天，部队在甘肃靖远、定西驻防，针对部队顽固势力的增强和一部分党员由于在部队中职务升迁，带来的一些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党支部在党内进行了反对个人升官发财的思想教育。

在学兵队，我们还给党员上党课。在固原战斗中，不慎把党内文件丢失了。没有教材，我就和黄培中等几个人，靠记忆凑六大文件的基本内容，编写党的教材。六大文件中的各条款，大家说不完全，“党员须知”也写得比较简单，党的六大提出的“十大纲领”只写出了九条。但是大家对六大作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前途等基本内容，还是记得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时期，学兵队通过党课教育、思想教育，党的政治工作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是从整个部队情况看，由于党员的人数太少，党的工作还是很薄弱的。加上从宁夏出发以后，就和陕北特委失去了联系，得不到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学兵队的学员毕业后，党团员又都分散了。这支队伍从整体上，我党没能掌握住。

1931年2月，学兵队的学员在定西毕业，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在9旅和8旅的15团去当连长、排长、司务长或文书。我被分配到15团二连，先当司务长，在通渭县马营战斗后当了排长。

我们党在学兵队培养和训练出一批军事、政治干部，以他们为骨干，在部队里发展了我们党的组织，扩大了我们党的力量。有的同志以后在建立陕甘、陕北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个人主义膨胀，只顾个人升官发财，不革命了；有的蜕化变质，投靠军阀，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