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当一名丛林医生

1905年10月13日，我往巴黎大军大道的一个邮筒里投入了几封信。有几封是写给父母及几位密友的，我告知他们：从冬季学期开始，我就要开始潜心研究医学，以便将来能远走赤道非洲地区行医。还有一封是辞职书，因学业需要花费不少时间，我决定辞去威廉学院（即圣托马斯神学院）院长一职。

该计划存留于脑海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已经反复仔细考虑过。眼看周围许多人还在痛楚和灾难中苦苦挣扎，我就觉得自己如此享受幸福生活非常不应该。即便是在中小学时，每当我无意中看到某些同学家凄惨的居住环境，然后拿它们跟我等甘斯巴克镇地区大人物后代的优越生活条件作比较，内心也会深受触动。进入大学后，由于有幸继续深造，甚至还能在学术和艺术方面有所建树，我更是时常忍不住想起那些因物质条件有限或身体欠佳而被拒之门外的可怜人。

记得1896年圣神降临周94期间，我返回甘斯巴克镇度假。那是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早晨，从睡梦中醒来，我突然萌生出一个念头：自己决不能把这种好运视为理所当然，而应该以某种方式对上天的恩赐作出回报。

听着外面鸟儿啼鸣声声，我斟酌再三，终于在起床前打定主意：三十岁之前，我还可以心安理得地致力于学术和艺术研究；但到了三十岁过后，我将会以直接服务于全人类为使命。针对耶稣的那句名言：“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95我曾三番五次地思索过其中蕴藏的深刻含义，如今终于找到了答案。在原有内在幸福的基础上，我从此又可获得外在的幸福。

当时，我对未来活动的性质还不太清楚，只能等待合适的机缘予以指引。不过有一点倒始终很确定，那就是：无论所处地域多么偏远、贫穷，都必须以直接服务于人类为目标。

刚开始，我自然而然想到要在欧洲开展一些活动。我甚至拟定一个计划：先收养并教育那些被遗弃、被忽视的孩子，然后让他们承诺将来也以同样的方式帮助有类似遭遇的孩子。1903年，我接任神学院院长一职后，就搬进了圣托马斯学院二楼宽敞又朝阳的行政人员宿舍。这时，我觉得自己终于有条件启动试验项目，便不停地四处奔走，以寻找援助对象，只可惜总是无功而返。就那些以照顾贫困儿童和遭遗弃儿童为使命的相关组织而言，他们的章程中并没有设置接受志愿者援助的条款。比如说，眼看斯特拉斯堡的孤儿院在火灾中被烧毁，我曾主动表示愿意暂时收养几个男孩，可那里的院长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断然拒绝了。我先后又在其他地方作出过类似的尝试，结果也都是徒劳。

有段时间，我甚至考虑将来某一天会致力于救助流浪汉和刑满释放的犯人。为做好准备，我还专门加入圣托马斯教堂里由奥古斯都·恩斯特教士启动的一个项目。每天下午一至两点钟，他都会待在家中应答任何前往寻求帮助或留宿一晚之人。然而，他从不资助请求者任何钱财，也不会让他们眼巴巴地等着各自的境况信息被确认。他的做法是：主动要求于当天下午去求助者的家中或栖身之处进行调查，以便核实对方所提供的个人信息。之后，他才会给予求助者所需的一切援助。多少次，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城乡之间来回奔波，却常常发现按照求助者提供的地址查无此人。不过，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能借此摸清求助者的底细，并提供适当的援助。此外，某些友人也会慷慨解囊，为此慈善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

求学期间，我作为学生社团“圣托马斯执事会”里的一名成员，在社会服务方面就已经表现得相当活跃了。我们的总部设在圣托马斯神学院内，每位成员都要负责联络几个贫困家庭，并且每个礼拜都要前去探视，不仅要带去援助物资，还要对他们的境况作出汇报。我们所分配的经费来自斯特拉斯堡一些支持此项事业的古老家族。该事业在数代人之前就已经开始，如今在我们这一代又得到了传承。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每个成员必须一年分两次各募得一定数额的善款。就我来说，由于性格羞怯且不善于社交，外出募捐简直是一种折磨。我觉得以后还要多多参加这种募集经费的活动，毕竟自己在积累预备经验时实在表现得太过笨拙了。当然我也深有感触，得体而又自制要比任何咄咄逼人的募捐手段有效得多，而且友好地面对冷遇也不失为一种妥当的募捐方式。

都怪年少无知，尽管我们好心好意地办事，募得的善款却无疑花得不太明智。可是，若就其初衷——年轻人应该全心全意地帮助穷人——而言，施舍者们的愿望倒是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正因如此，他们的宽容和大度令我感激不尽，并由衷地希望更多学生能有机会加入到扶贫助困的行动中来。

在为那些无家可归者和刑满释放者操心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一个道理：唯有许多社会个体积极参与进来，他们才能真正有效地得到援助。然而，与此同时我又意识到：很多情况下，个体参与者必须跟一些官方机构联手才能有所作为。只可惜我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独立、亲力亲为的个人行动。

尽管我已经下定决心，如果确实有必要，就会将手头的服务性工作交由某个机构处理，但我从未放弃，希望能以自由行动的个体这样一种身份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我始终认为，最后自己有幸能得偿所愿，这实在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恩典。

1904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在神学院内的写字台上发现一本杂志。杂志的封面是绿色的，里面每个月都刊登了巴黎传教士协会的活动报道。一位名叫雪德林的小姐经常会将它们转交给我。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她获悉：当我还年少的时候，由于父亲在布道仪式上宣读过该协会早期传教士卡萨里斯先生的某些信函，我曾备受震撼、叹服不已。

这本杂志早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搁我桌上了。于是我便拿起来，开始漫不经心地翻看。可就在我准备工作时，一篇标题为《刚果传教团之所需》（见《传教福音月刊》，1904年6月）的文章突然映入眼帘。作者阿尔弗雷德·波格纳，时任巴黎传教士协会会长，也是一名阿尔萨斯人。他说由于人员短缺，传教活动在刚果殖民地北部的加蓬省举步维艰，希望通过自己的呼吁，能促使那些“真主的目光已停留其身”之人作出决定，并积极投身于这一紧迫的事业。文章结尾写道：“不分男女，任何人只要能如此响应真主的召唤：‘主啊，我来啦！’即可成为教会需求的对象。”通篇读完，我心平气和地着手工作。至此，我总算找准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数月后，我很快迎来自己三十岁的生日。正如寓言中“欲建一座塔楼，必先计算竣工之成本，以断定自己的财力是否足够”的人那样，我思考的结果是：为实现自己直接服务于人类的夙愿而毅然决定奔赴赤道非洲！

除去某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便再无任何人知道我的意向。可是，当我从巴黎寄出的书信收到后，亲友们立刻跟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们并非因为事情本身而生气，更多的反倒是责怪我对他们缺乏信任，在做决定时竟然不曾和他们商量。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他们揪着这个次要问题不放，可把我给折腾惨了！而我那些神学友人的抗议声居然盖过了其他人，则实在让我难以理解。毕竟，他们毫无疑问都做过一场精彩的布道——应该说极其精彩！在此布道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引用了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一封书信中的宣言：得知自己即将伺服耶稣之前，他“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加拉太书》1：16）

亲友们纷纷指责我的非洲之行愚蠢可笑。他们说，这简直是在埋没自己的天赋，跟拿真钱置换假币没什么两样。他们还力劝我把去非洲工作的机会留给那些不会因此葬送学术和艺术天赋及成就的普通人。维多尔视我如己出，也忍不住痛声责骂，说我的所作所为就像自己明明是一位大将军，却偏要手拿来复枪，坚持奋战在射击线上（当时还没有战壕一说）。另有一位满脑子现代精神的夫人更向我表示：与其盘算着亲力亲为，倒不如以演讲的方式为非洲人寻求医疗援助奏效。在她看来，歌德的《浮士德》中的那句格言“行动乃万物之本”早已过时。她还说：“如今宣传才是万事之母。”

在这些唇枪舌剑的抗辩中，我还得忍受某些打着基督徒幌子的人。眼看这些人连渴望服务于耶稣宣讲的真爱能让人进入一段新的生命进程都无法参悟，我不禁感到十分诧异。何况他们在《旧约全书》中曾阅悉：该愿望确实有此神奇的魔力，而且显得非常有道理。

我原本以为，一旦人们熟知耶稣的相关言论，对于那些不符合通俗逻辑的东西就会理解得更透彻。可实际上，有好几次我在特定情况下为响应耶稣的真爱指令而大声疾呼，不想竟被人指责为异想天开。眼见这么多人自以为是地对我戳心灌髓，我简直烦闷得难以形容！

通常来讲，无论任由他们知晓我所遭受的伤害，或是让他们明白我做此决定的初始想法，都没有任何作用。他们总以为一定另有隐情，猜想我大概是因为事业迟迟没有起色而失望透顶的缘故。关于这一点，实在是毫无根据，因为即便年纪轻轻，我所取得的成就已相当于其他很多人苦苦奋斗一辈子才能达到的高度。此外，依照他们的断言，情场失意则是我出此下策的又一个原因。

与此相反，那些无意窥透我内心想法的人，尽管他们只把我当作一名脑子进水的青年，并毫无恶意地报以嘲笑，其态度倒还算体现出了一丝恻隐之心。

在我看来，家人和朋友会质疑我做此决定的合理性，这本身就很正常。我一直认为理想主义者也应该保持头脑清醒、谨慎行事，因此逐渐意识到：任何冒险事业，如若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则只有在非常的情况下才显得明智，并且有可能获得成功。以我为例，我始终觉得自己的冒险行为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我早已对各方面的问题考虑过很长时间：我不仅身强体健、胆量十足、精力饱满、见多识广、坚忍不拔、深谋远虑、清心寡欲，而且拥有追逐理想的其他一切必备条件。除此之外，我认为自己内心很坚强，即便最后计划受挫也能坦然应对。

由于行事作风独来独往，我受到许多想效仿探险之人的热烈追捧，他们纷纷前来咨询。然而，其中仅有极少数人能获得我由衷的鼓励。针对他们要求“干点特别的事情”，我通常只好归结为躁动的灵魂在作怪。这些人之所以想要投身于更大的事业，是因为近在眼前的工作都无法令他们满意。很多时候，他们的动机显然还跟某些不太重要的理由有关。我觉得，只有那些在任何事情中都能看到价值，并且肯全心全意为之服务的人，才有资格选择不同寻常的工作，而不必遵循常规。也只有那些认为自己的喜好理所当然，并非不同凡响，而且从未想过英雄主义，满怀热情承担责任的人，才能成为世界所需的灵魂拓荒者。仅仅长于行动并不能称之为英雄，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敢于放弃和受苦之人。这样的人其实为数众多，只是绝大部分都默默无闻。即便偶尔有知名的，知晓其事迹的人也是少之又少。

卡莱尔96著述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内容并不算深奥。

某些人一时头脑发热，也确实有能力全身心地投入到独立行动中去，不过多半因环境所迫而只好放弃。通常，他们必须供养一个以上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人，或者为了谋生而不得不继续留在原先的行业之中。仅有一种人例外，凭借自身的努力或朋友的资助，如今他们终于成功摆脱经济难题，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事这项极具冒险性的个人事业。

若是早些年代，此等情况并不常见，因为任何人一旦丢弃有报酬的工作，依然还能想办法生存度日。可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之下，无论谁胆敢作此妄想，都极有可能面临物质和精神双双陷入惨境的风险。

通过观察及切身体验，我知道有不少资产雄厚、能力超常之人，就因为受阻于客观环境，他们终究不得不放弃原本可惠及全世界的伟大独立事业。

对于那些有机会投身独立事业的人而言，他们在领受这种好运时应该怀着一种谦恭的态度。他们必须多想想其他人，尽管也有着同样的意愿和才华，却由于某些原因而无法付诸实际行动。他们平常还应该以谦恭的姿态来磨炼自己坚定的决心。毕竟，在寻得一条可实施其渴望行为的路径之前，他们往往需要苦苦探索，并等待恰当的时机。倘若有人承担创造性工作的年数比苦苦探索和等待的年数还要久，那实在是太幸运了。当然，那些能做到完完全全、真心实意为此献身之人也同样非常幸运。

这些被遴选的灵魂还应当克己慎行，认识到遭遇阻碍其实在所难免，以至于能欣然接受而不会大动肝火。自愿行善者总不能指望别人帮忙清理沿途的绊脚石；相反，即便有人故意设置障碍，他们也必须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一个人唯有具备直面挑战、越挫越勇的魄力，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可如果他只会作消极抵抗，一切精神力量也必将随之消磨殆尽。

若论及实现人类理想之愿望，仅有一小部分能以公开行动的方式彰显，而其余者则只可满足于微不足道的琐事。不过，与那些广为人知的行动相比，这些琐事之总和的价值却高达千百倍。可以说，前者之于后者，简直有如沧海一粟。

尽管有些人以造福人类为次要职业，无法全身心投入，但其潜在的善意力量依然能发挥作用。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生活的全部无非就是凭借某种不尽如人意的劳动来找一份工作、养家度日，并且在社会上谋得一席之地。因此，他们几乎都没能充分展示出自身的天赋秉性。既然这些问题是由劳动专业化和机械化程度日渐加深而引起的，那么唯有社会各界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肯作出适当的让步，眼前的局面才会稍稍有所改善。通常很关键的一点是，做人不能被动地屈服于命运，即便各种条件并不理想，也应该鼓起勇气，全力彰显自己的品格特征。

任何人，只要能把握每次机会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对象，无论他行事多么低调，都可保全自己作为人类的精髓及专业水准。如此一来，我们就同时实现了教会和行善的双重目标。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止我们在主业之余直接服务于人类。只可惜，由于我们的疏忽，许多大好机会都被白白错过了。

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努力向其他人展现真正的博爱之心。世界的美好未来全有赖于此。

就因为我们错失太多良机，每时每刻都有极具价值的事物擦肩而过。一旦将这些有价值的内容转化成意愿和行动，定会构成一大笔不容轻视的精神财富。毕竟，人性绝非人们洋洋自得地宣称的那样具有很强的物质主义特征。

据我对人类的了解，我坚信世间尚有为数更多的理想主义抱负不曾显现。正如地表可见的江河远少于地下暗流一样，显形的理想主义理念与隐藏于人们内心、极少表露的理想主义理念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所有人都翘首以盼，等待有志之士来完成解开束缚的重任，好导出地下水为万民造福。

对于友人们来说，我的非洲之行计划最不理性的地方就在于：自己是以医生而非传教士的身份前往。眼看已年过三十，我却还要承担漫长而又艰辛的学习任务。我从未怀疑学医必须付出大量的努力，因此满怀期待的同时又不免有几分焦虑。不过，我早已立志成为一名医生并投身服务事业，其理由分量之重，顿时让别的因素显得轻如尘埃，不值一提。

我之所以渴望当一名医生，是因为这样在工作中就无需多费口舌了。多少年来，我一直依靠言语来服务于社会。令人欣慰的是，自己响应感召，先后当上了神学教师和讲道者。可如今面临的新事业并非靠口头宣扬爱的宗教，而是要以实际行动去践行它。无论服务的路径将我引向何处，医学知识都能让我有机会以最合理、最彻底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意向。

既然我选择了赤道非洲，那么掌握这种知识是再恰当不过的，因为根据传教士们的报告，我计划前往的地区对医生的需求最为迫切。他们在报告及专栏中一再表示：眼看非洲人民正遭受着病痛的折磨，而自己却无力提供援助，实在深感遗憾。我备受激励之余，马上决定开始研习医理，并且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这些不幸者所渴求的良医。每次想到要耗费的年月太久，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我就默默提醒自己：哈米尔卡97和汉尼拔98在准备进军罗马之前，也曾因为征服西班牙而大费周折。

让我立志成为一名医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根据我对巴黎传教士协会的了解，我实在不能不怀疑他们会接受我传教士的身份。

十九世纪初，为了在异教世界宣扬福音真理，虔信派和正统派的阵营中首次创立传教协会。几乎与此同时，自由派基督徒也开始意识到前去偏远之地传播耶稣教义的必要性。不过说到实际行动，却是正统派新教走在了前面。该教派依附于教会主体下的不少机构异常活跃，因此能够有效安排自己的独立行动。本来，那时的自由派已经发展得十分强大，只可惜深陷教会内部的管理问题而无法自拔。此外，正统派阵营由于奉行“拯救灵魂”这一虔信派理念，在传教工作方面也比自由派有着更为强烈的动机。对他们来说，福音最重要的是表明了一种精神力量，既可使个体道德重生，也可改变人类的整体现状。

每当受虔信主义及正统观念影响的传教协会开展工作，他们就明显感觉到：自由派人士不仅赞同他们的传教活动，还会提供大力支持。因此，很长的时间里他们一直以为根本不必创办自己的传教协会，而只需要加入某些现有的组织，所有的新教徒最后便可合作共事。可他们未免也太一厢情愿了。的确，这些协会对自由派的一切物质援助照单全收（现在想来，我父亲及其阿尔萨斯的自由派同事为一些教义理念大相径庭的传教协会工作该是多么不易啊），却从未曾派出过任何与其教义主张相悖的传教士。

由于自由派迟迟不能组织传教活动，人们竟普遍以为他们既没有意识到传教的重要性，也没有付出过任何实际行动。尽管最终他们成功创办了自己的传教协会，却为时已晚，而打着新教教会名号传教的希望自然也随之落空。

我一直觉得很有趣的是，传教士本身的思维方式较之协会管理人员甚至更为自由。当然，经验告诉他们：身处异国他乡，尤其是跟当地居民接触的过程中，欧洲基督教内盛行的教条约束与自由主义之争已完全不复存在。到了非洲，重要任务乃是弘扬登山宝训中所反映出的福音精髓，并引导人们步入耶稣的神灵国度。

我父亲对巴黎传教士协会产生了某种特殊的共鸣，因为相比较而言，他觉得该协会最具自由主义倾向。尤其值得他称道的是，卡萨里斯及其他几位主要传教士在撰写报告时都习惯采用基督徒式的直白语言，而非一些经过粉饰的祷告词。

可当我提出服务申请时，马上就认识到——而且非常确定，正统观念在巴黎传教士协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跟在其他协会中并没什么两样。作为传教团团长，和蔼可亲的波格纳先生得知有人响应他的呼吁，主动要求加入奔赴刚果的传教团，不禁大为感动。但他随即又向我吐露：委员会成员恐怕会对我的神学立场表示坚决反对，因此首先必须消除这些阻碍。我便宽慰他，说自己打算“仅以医生的身份”前往，他才如释重负。然而，没多久他又不得不告知我：某些委员依然不肯松口，反对接受像我这样只认同基督教之真爱理念的人为传教团医生，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并没有确切地遵守基督教义。我俩决定干脆不要为远在将来的事情太过操心，毕竟还有数年之久，或许在此期间反对者会真正与我达成谅解和共识也不无可能。

鉴于瑞士的福音布道总会更为开明，只要我提出申请，无论以医生或是传教士的身份，想必他们都会毫不迟疑地接受。可我觉得，既然自己是因为读了巴黎传教士协会杂志中的文章，才决定响应远赴非洲的号召，那么至少应该首先尽力加入他们在非洲殖民地的传教活动。况且，我也很想弄清楚，一个传教协会是否真的会滥用权力，只因觉得一名医生不完全是正统派，就断然拒绝他前往非洲为遭受苦难的人民服务。

不过，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已经开始在研习医道，每天繁重的工作及各种焦虑时常令我疲惫不堪，根本没有工夫和力气为将来的事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