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名单上有我的名字

一天，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提着一条香烟到医院探望我。他是日本军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能说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还自称曾在美国的学校读过书。他小心翼翼地对我说，美国和日本将互换战俘，而且美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当然也包括我，都在交换之列。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异常激动。他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对我说，只要我的健康状况允许，就能坐上交换战俘的轮船。日本人真的会让我登上交换战俘的轮船吗？这次航行历时几个月，我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加德纳医生。他回答说：“只要有人每天指导你用药，你或许可以回到美国。不过遗憾的是，这份交换名单并没有我的名字。”我无法找来交换名单的副本，所以我的医生们是否在这份名单上，我就不得而知了。后来在船上，我看到了五十多个护士，三十多个教会医生，但那是我在登船之后才看到的。在此之前，我根本无法得知这一点。我也无法证明自己的确在这份名单上，那个日本军官的话是唯一的证据。

帮助美国在远东地区活动的瑞士总领事随后也来看我。他说，为了去大桥监狱和江湾监狱见我，他使尽了浑身解数。不过，日本人总是拿着一封表明我身体健康且有我签名的信来敷衍他，使他的愿望落空。那些信上总是写着类似“我的身体非常健康”“我满意极了”等荒谬的文字。显而易见，这些根本就不是我写的。除此之外，瑞士总领事还向我讲起我因为“间谍罪”而被处决的报道——这个报道已经在美国流传开来，以及美国国务院询问他关于此事的详情。他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交换战俘的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只要我的健康状况允许，我就能坐上交换战俘的轮船，除非日本人在最后时刻改变主意，禁止我离开上海。

过了几天，维克特·凯恩来探望我。他拿出一份《大美晚报》，非常激动地让我看。《大美晚报》这份美国的报纸，现在性质已经改变，成为了日本人的传声筒。在凯恩拿给我看的那份报纸的头版上有一个两栏的报道。报道提到，日本战争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判处一批美国人和英国人死刑，而我是这批人中的一员。凯恩表示，他坚信有一批反对遣返我回到美国的日本军人，千方百计将此前的命令撤掉，日本人很有可能会把我再次关进监狱里。我发现，日本的电台已经广播了报纸上的这份报道，而广播这份报道的人以前曾是一个美国记者，后来投靠了日本人。据说，他“转变”到了日本一方，而且依然通过原有的美国电台，将国内和海外的报道播送出去。我的身体在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下逐渐好了起来。我的体重增加了，达到了79磅，有时还能去阳台上晒太阳。不过，在晒太阳时，我需要坐在一把倾斜的椅子上。双脚带给我的痛苦已经越来越轻了，这要归功于医护人员，是他们将那些受感染的骨头和肌肉清理掉，还让我接受了输血。医院的护士和中国籍的勤务人员在得知我有可能坐船返回美国后，便下定决心给我更大的帮助。海伦嬷嬷送给我一个小巧的护身符，并将其钉在我的睡衣上，期待它保佑我的身体尽快康复。此前几天，她还送给我一首祈祷诗。我把那首祈祷诗背给她听时，她异常开心。凯恩的一个中国助手还偷偷地带一些食物给我吃。那些食物都是他亲手做的，味道非常好。

接着，我听说加德纳医生也被允许登上交换战俘的轮船。这使得我像他那样开心。我还发现，交换战俘的名单上，还有圣路加医院的D.J.麦克莱肯医生和他的夫人的名字，他们也是我的老朋友。此外，山东齐鲁医学院的伦道夫·希尔思医生也将与我们一起航行。如此多的教会医护人员的名字出现在这份名单中，体现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日本侵华致使大量医疗服务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就在我不断地接到好消息，并且为返回美国做准备时，我接到了一个坏消息。变节的广播和报纸称，我将被禁止登船。

我只能肯定一件事，那就是在我活着的时候，我决不会再回到日本人的监狱里去。我在心里计算着从床到阳台的距离，想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做这件事——下床爬到阳台上，从四英尺高的栏杆上翻过去，之后从七层楼上纵身一跃，任由自己的身体落到大街上。在此之前，自杀的想法从未在我的头脑中出现过。在大桥监狱时，我只有几次想过与自杀有关的问题。当时我想，日本宪兵知道我跳过栏杆后，一定会非常开心。在我狭窄的阳台对面，有一座四层的公寓，日本宪兵检察官的办公室就位于那里。那个押着我去山本上尉的办公室，再把我送回监牢的宪兵，经常在深夜里，指着栏杆下面漆黑的院子狂笑。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装作什么也没有看到，以最快的速度穿过那条走廊。

我在上海的老朋友兼同事吉米·库克斯的遭遇经常会出现在我的头脑中。他是路透社的通讯员，在东京宪兵总部接受像我这样的审讯时，也不知道是别人把他推下去的，还是他自己跳下去的，总之，他从四楼的窗户上摔了下去。在远东地区的新闻圈，吉米声名显赫。在被抓进日本宪兵总部时，他已经担任路透社东京分社经理有一段时间了。日本宪兵以为英国大使馆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把他逮捕。日本宪兵宣称，吉米在接受几个小时的审讯时，对自己的罪责供认不讳，后来跳出窗外，摔到了水泥街道上。吉米并没有摔死，只是摔得不省人事了，之后被送进了医院。英国大使馆与日本人多次交涉，最终迫使日本人做出让步，同意一个英国医生去医院探望他。医生检查后发现，他的手上、脚上有很多被注射器针头刺过的痕迹。

这些针眼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日本人为了逼迫他承认他未做过的事情，而采取的一种独特的折磨方式所致？由于吉米此后一直没有恢复知觉，所以这个谜团永远也无法解开了。很多人推测，日本宪兵首先把他打得不省人事，为了让他苏醒过来，就把药物注射到他的体内，他们不停地这样做，直到他写下一封字迹潦草的认罪书。得到认罪书后，日本宪兵就把他从窗口扔到了大街上。吉米死后，日本人交给他夫人一张表格，证明他在死前已经认罪。美联社的东京评论员莱曼·莫林发了一篇关于此事的报道。日本人把他抓进警察局，询问他消息是从哪里得来的。不过，日本人很快就把他给放了。国际新闻社的东京通讯员詹姆斯·R.扬也因为在中国的一份电报稿而引火上身。那些战争发动者们对这份电报稿十分气愤，因此把他关进了监狱。除了他们外，包括《纽约时报》的奥托·托利胥斯在内的很多驻日本的通讯员遭到逮捕，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还虐待了他们。

那个年轻的日本军官又来找我了，在他来的前一天，报纸刊登了我被宣判无法登船的消息。他看到我垂头丧气的表情后，故意露出一种让我安心的笑容，并对我说：“让广播里的那些报道见鬼去吧！我要告诉你，你已经被确认可以登上即将在下周启航的‘维迪’号了。”我问他，日本军方发表那样的报道有何用意。他言简意赅地答道：“面子。”我仍然感到很迷惘。后来，在抵达纽约之后，我从一个朋友口中知道了真相。那个朋友对我说，他在华盛顿听说，直到“维迪”号启航的最后一分钟，日本人还在想方设法把我留下，但是美国国务院以扣留一个日本银行家——他是日本政府非常想要回的一个人——相要挟，才逼迫日本人把我放回来。

在“维迪”号启航的前两天，有人来向我道别。他是我在日本的一个熟人，我在这里不便提及他的名字，因为他曾要求我这样做。他对我说，他毕业于美国一所知名大学，如果我能遇到他的同学，他希望我让他们知道，他是被迫加入日本军队的，他与美国人并没有任何仇恨。在我来到东方从事新闻工作的这么多年里，向我表达过类似情感的只有两个人，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一天早上，海伦嬷嬷和一个平时负责管理医院的中国人来找我。他们对我说，救护车已经到了，我即将被送上“维迪”号。几分钟后，加德纳医生也来了。他手里拿着很多证明，既有我“健康状况良好”的证明，也有没有任何传染病和疫苗接种的证明。要想顺利乘船，这些证明是必不可少的。我还获准从事务长那里领取一百美元，以供我在船上所用。这笔钱转自美国国务院和瑞士领事馆，以后需要偿还。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为了支付医药费，我散布在世界各地且没有被日本人夺去的资产已经全部用光了。我在银行的业务及账号，我的办公室——那里储存了大量报刊，称其为远东地区最为完整的图书馆也不为过——已经彻底被日本皇军查封，所以它们对我来说已经一文不值了。当我登上轮船，抬担架的人把担架放在我包厢的走廊上时，我立即晕倒了。这是因为，过去几天，我的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此时终于可以松弛下来了。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晕倒。

我醒过来后，发现自己手里有一张小纸片。它是我的朋友，一位曾为《侨报》工作过的美国年轻女记者塞进我手里的。她希望我能早日康复，并祝我一路顺风。此外，她请我帮她对她的父母说，不必为她担心，她渴望登上下一艘返回美国的轮船“格瑞普效”号。然而，她的愿望并没有变为现实，她被禁止登上“格瑞普效”号，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她仍然在上海。在“维迪”号启航离开码头时，有几百名美国人站在岸边为我们送行。我在这些人中仔细地寻找她的身影。我发现，所有人都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尽量不让眼泪掉下来。而我的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了！他们全都在祈祷，希望下一艘战俘交换的船只能带他们返回美国，但是直到一年多之后，顽固的日本人才同意第二次交换战俘。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他们也不会想到，在第一次战俘交换结束，第二次战俘交换到来前，日本人把所有在上海和远东其他地区的美国人全部关押起来，并进行残酷的折磨，致使很多人丧生；而且，在第二次战俘交换后，美国就再也没有同日本交换战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