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梦幻业已成真

半个多世纪前，当我还是个高小学生时，担任中共深县县委委员兼第九区区委书记的父亲就曾问我：“儿子，现在抗战胜利了，你长大后干什么呢？”我答：“上大学，当个音乐家、作曲家，拉京胡……”父亲听后说：“想当音乐家，那可不容易，必须好好学习。”从此，为革命而忙碌的父亲，只要从县上或区上一回家，就教我认字、识谱。还用他那把涂满了松香的京胡，拉奏京剧曲牌《小开门》等，让我听和学，于是我懂得了二黄原板、流水和慢三眼等。

父亲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个农家“秀才”。他不仅能写一笔漂亮的毛笔字，而且在音乐上造诣颇深，文学功底亦很厚实。1943年，他创作的现代京剧《高一招》，演遍了深州和冀中大地。抗日剧团演出时，父亲还亲任京胡琴师。也许是因为父亲会编剧，又会拉琴，所以父亲范长林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父亲的启蒙教育下，我对音乐艺术产生了极大兴趣。然而，刚刚经过八年抗战，打走了日本鬼子，蒋介石反动派又发动了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犯，使我童年“想当音乐家”的理想成了梦想。

为实现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将来成为一个音乐家的理想，我唱着孙定国作词、刘汉章作曲的“走！跟着毛泽东走……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和佩之作词作曲的“我擦好了三八枪，子弹上了膛”的战歌，投笔从戎，先后成为李国良、朱玉庭将军的新五旅和吕梁第十军分区贺炳炎、廖汉生将军指挥的天下第一军的一员。参加了解放华北和大西北的战斗。不久，父亲也成为毛泽东主席点名抽调的“五万三千个随军南下干部”之一，离开了故里，随二野刘邓大军、李德生将军指挥的第十二军渡江南下了。

解放战争胜利后，我考入了西安王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政治干部学校，重新开始了读书生活。这时，童年那种“想当音乐家”的愿望又在心头萌生，我把这一想法写信告诉了在皖南行政区太平县任县长的父亲。他知道我进了学校，很是高兴，并回信说：“亲爱的孩子，你将来做什么工作，当不当音乐家，要听从部队首长安排……”尽管我想“成名成家”，但当时这四个字是不“吃香”的，弄不好还要受批判。所以，想当“音乐家”这一思想，还不敢公开对人而言。在杜子、李占山老师指导下，我的二胡、京胡、三弦和小提琴的演奏技艺已达到了相当水平。同时，我还作有《我爱我的小骑枪》等歌曲在《解放军歌曲》上发表。当有些战友誉称我是“军旅作曲家”时，我总是躲躲闪闪，还说：“我可不敢当，只有聂耳、冼星海才是作曲家，我是个小兵。”我埋头钻研音乐业务，成了一个“音乐癖”。那时最害怕被别人扣上一顶“走白专道路”的大帽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我才彻底打消了种种思想顾虑，在音乐上也来了个“思想解放”。对音乐这门艺术开始了无忧无虑的学习与研究，并下决心实现童年的梦想，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民音乐家。俗语云：“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艰苦努力，我终于在音乐事业上取得了显著成绩。除我作词作曲的《割韭菜》被选入了《中小学音乐课本》作为乡土教材外，《金针花朵朵黄》等一批歌曲“打”向了全国。我的《爱军习武歌》还荣获了全国、全军特别奖。二十多年来，我在《人民音乐》《中国音乐教育》《歌曲》《儿童音乐》《工人音乐报》《中小学音乐报》《解放军报》《宁夏日报》等全国、全军和几十家省级音乐报刊上发表了二百余篇音乐论文与评论。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最近，我的音教论文《必须把回族民歌纳入教学课程》，入选《中国新时期二十年教学优秀论文精选》大型丛书。我还连续几届担任了宁夏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现任宁夏儿童音乐学会名誉会长、宁夏音乐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吴忠市音乐家协会主席。我写的《研究回族民歌，提炼音乐主题》等学术论文在全国获奖。更令人欣喜的是，我的名字载入了由邓小平亲笔题写的《中国音乐家名录》一书。童年梦幻，业已成真。遗憾的是父亲范长林未能亲眼看到儿子与孙子在音乐事业上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就在1954年8月8日仙逝于上海了。

全国解放前，我家极其贫寒。1953年父亲在写给我的信中说：“我那儿，你和你爹都出生在贫寒之家……正因为过去我们受苦，所以才革命。”在我的幼年，我想“上大学”这几个字与我家无缘。参军后，在石家庄市驻防时，我在驻地城角庄与房东的几个高中生相识，他们都比我年龄大几岁。对他们能上高中，我很羡慕，他们当时与我非常亲近。一次闲谈时，他们问我：“你这么小的年纪，为啥不在家上学？为啥当了小大兵？”我说：“这个小大兵还是要当的，这和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的兵不一样，他们是伪军、伪兵，是反动派。我们当的是人民子弟兵。为啥当了小大兵呢？我父亲是共产党的区委书记，所以要当人民子弟兵。当小大兵第一光荣，第二是为了你们安心上高中、上大学。毛主席说，一年左右打败蒋介石。等打完仗，解放了全中国，我也要上高中、上大学，还要当个人民音乐家！如果我死不在战场上，将来有了儿子，也要教他当音乐家。”短短几句话，逗得高中生们哈哈大笑。这已是六十多年前的故事了，但今天我仍然记忆犹新。

六十多年前我说的这些话，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都已变成了铁的事实。我很自豪，我家有了大学生，更有了音乐家。“大学生”这三个字，将与我家结下牢不可破之缘。

我儿子范忠东，1992年毕业于宁夏教育学院音乐系，在校时曾破例举办了个人音乐作品演唱会，受到师生好评，不久又被特招入伍。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庆征歌活动中，我们父子均荣获歌曲创作二等奖。现在儿子范忠东又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已赴南京解放军理工大学任职。喜事一桩接一桩。邓小平讲：“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我邓小平。”我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我，就没有我们一家人的今天。”

我的《爱军习武歌》荣获全国、全军特别奖，是我创作生涯中破天荒第一次获得的最高奖，在宁夏尚属第一人。我儿子创作的《咱当民兵最光荣》荣获全国、全军二等奖，他的《扛枪走天涯》荣获优秀奖，并由著名歌唱家杨洪基演唱。写到这里，我不禁赋诗一首：“改革开放沧桑变，条条战线喜讯传。我家有了音乐家，颂党凯歌唱不完。”陆游诗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今年时逢先父逝世57周年，诞辰103周年，我们举家进行了纪念活动。我家的巨大变迁，足以告慰先父。他若有在天之灵，知道儿子和孙子都已成了人民音乐家的喜讯后，定会含笑九泉。

2011年8月8日于宁夏吴忠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