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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大师的故事

时间:2022-01-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三年后取得开业建筑师资格,并与戴念慈、李继华、朱民生、雷明等合组“怡信工程公司”。徐尚志是一个懂工程通设计的建筑师,把他投进监狱,是极大的失策,更何况许多专家不同意法院的判处。1951年12月13日,建筑大师徐尚志经过一个半月的监狱生活后,来到设在重庆市上清寺的西南建筑工程局,堂堂正正地坐在工程师的办公室里。得知这个消息,建筑大师内心充满了欢喜。建筑大师迈着沉重的脚步,边走边看:满目疮痍,遍地狼藉。

嘉陵江河谷吹来的山风,拧着劲儿冲进西南建筑工程局副局长何郝炬的办公室,桌上的卷宗哗哗地被吹起,何郝炬捂住卷宗,但有一份还是飘落在地。他俯身拾起,抖去灰尘打开一看,正是他刚要来的那份重要材料。

这是一份判决书,卷首一排黑色楷书小字令人注目:

徐尚志,1915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39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建筑系。三年后取得开业建筑师资格,并与戴念慈、李继华、朱民生、雷明等合组“怡信工程公司”。1950年停办“怡信工程公司”,任重庆建筑公司设计部主任,在设计重庆陕西路仓库时,玩忽职守,致使钢筋混凝土大梁出现发状裂缝,最大裂缝超过0.1毫米。该犯拒不认错,扬言“按原来设计,他敢睡在下面”,政治影响很坏,经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审理,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

何郝炬掩卷沉思:新中国刚刚成立,大规模建设还在后头,即使有千千万万个工程师、建筑师也不够用。徐尚志是一个懂工程通设计的建筑师,把他投进监狱,是极大的失策,更何况许多专家不同意法院的判处。因为还没有更令人信服的测试手段能够证明,小于0.2毫米的大梁发状裂缝必将导致房屋的倒塌。郝炬站起身,他敏锐地想到了更深的一层:徐尚志1946年受聘为重庆大学讲师,出任过重庆市建筑工会理事长,是西南地区建筑业的一面旗帜,因设计上的误差(假设发状裂缝是错误设计的结果)而投入监狱,这对建筑师们的创新精神是一种打击,其不良后果恐怕不只是监禁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建筑师……“这是一个错误”,他喃喃自语,“我们急需人才,而我们又把人才随便抛弃,这不是与自己过不去吗?”

要想办法让他出来!

在何郝炬的干预下,由重庆九三学社的税西恒等两位同志作保,徐尚志获得了工作的权利。

1951年12月13日,建筑大师徐尚志经过一个半月的监狱生活后,来到设在重庆市上清寺的西南建筑工程局,堂堂正正地坐在工程师的办公室里。人们用惊诧的目光打量着他:他当时才37岁,正值壮年,血气方刚,结实的中等身材透出力度;方正的脸庞和专注的目光给人以凝重干练的印象。特别是他那双善于绘图的手最令人注目:洁白、柔软,画出的线段像尺量过一般。就是这双手,为我们共和国绘制出一幅幅辉煌壮丽的蓝图;就是这双手,在异国的土地上巧夺天工,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就是这双手,弹拨出飞瀑般的建筑音符,连接起过去、现在和将来。

徐尚志一出狱便投入了设计工作,先后设计了重庆西南体育馆、西南体委办公楼、西南建筑设计院办公楼、西南工会大厦、重庆宾馆、重庆剧场、重庆缙云山休养区……他一起步,便以石破天惊的气势重新跃入西南建筑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徐尚志要打破近百年来建筑设计的沉寂,把现代化、民族化的建筑理想,化为设计乐章的主旋律。

列车在成渝线上飞奔。

汽笛长鸣,晨曦微露,新的一天开始了。

徐尚志揉了揉眼睛,从卧铺车厢里站起,目光投向窗外:绿水青山已朦胧可见。他俯身拉起车窗,一股清新湿润的水汽涌进车厢。这是五月的晨光,黎明的时候。徐尚志深深地呼吸着饱含着野草馨香的泥土气息,浮想万千:生活是多么美好,自由是多么可贵,创造是多么幸福!我要为美好的生活绘出色彩缤纷的蓝图,去追求面向未来的艺术。

一张正等待他描绘的彩色画卷在他眼前展开——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成都市老城南门至火车南站一线重新设计规划:定名为“人民南路”,并在规划这条干线的同时,设计成都市最宏伟的建筑锦江宾馆和锦江大礼堂。设计规划任务由西南建筑设计院承担,一副千钧重担落在徐尚志身上。

得知这个消息,建筑大师内心充满了欢喜。十几年来,他就想搞大工程,按他心中的理想进行现代化的都市设计。今天时机终于来了,他要在四川建筑史上写下崭新的一页。

与此同时,苦恼也在萦绕着他。根据他心中的设想,要把成都市设计成中国第一流城市,至少应该按西南大都会的规模来设计,让每一项成功的建筑三十年不落伍。

设计本身就是要着眼现代化,着眼发展,着眼未来。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愚蠢!

然而,当时建设中的行为模式是土法上马,勤俭节约。面向现代化的设计,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与这模式相违背。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徐尚志还是下定了决心:决不能让后人说我们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要拿出让后人竖起大拇指的设计蓝图来。

当徐尚志第三次外出考察回到成都时,人民南路的轮廓已在他心中产生了:

从矩形广场向南延伸6000米,修筑主干道,主干道分为快车道、慢车道。慢车道两侧由鲜花和矮松构筑分道线,再外侧是自行车道。各类大型建筑分列两旁,当人们从火车南站或飞机场进入成都市区时,展现在眼前的将是巍峨壮观的新街景。

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接见了徐尚志,并说:“尚志同志,我希望这项设计能保证做到二十年不落伍。”

一句话给建筑大师吃了定心丸。

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决策。今天,当人们来到成都市人民南路,仰望成都市星级最高的锦江宾馆和气势夺人的锦江大礼堂,都不能不惊叹于它规模的宏伟壮观、结构的精致合理,不能不由衷地叹服建筑设计者的远见和决策者的卓识。是的,徐尚志握着镶刻现代化灵气的绘图笔,一笔一画地创作着。把握着一个目标,做一次又一次超越的冲击!当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礼炮隆隆响起的时候,我们的工程师不仅献出了“成都市人民南路详细规划图”,而且非常成功地完成了锦江大礼堂和锦江宾馆的设计,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捧出两份厚礼。

“唰,唰,唰!”笔尖在飞。像一颗归复轨道的流星,明晰了自己的位置,建筑大师要沿着现代化的方向飞奔。

1977年初春。唐山。

一架小型飞机徐徐降落在这座已经名存实亡的城市。这座具有一百多年历史重工业城市,就在地球那微微一抖的瞬间消失了。重建唐山,成了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特殊任务。

徐尚志踏上这片充斥着瓦砾和断壁的土地,心情极为沉重。他了解唐山,这是一座因盛产煤炭、陶瓷、水泥而驰名全国的工业城市,素有“煤都”和“北方景德镇”之称。震前人口100万,工业总产值高达22亿元。1976年7月28日发生大地震,震中又在人口稠密的市中区,使得工业建筑和公共设施震毁90%,民用建筑倒塌94%。唐山变成了一片废墟,几乎没有一幢完整的建筑。道路桥梁、给水排水系统等市政设施都遭到严重破坏,地震造成直接损失高达30亿元。建筑大师迈着沉重的脚步,边走边看:满目疮痍,遍地狼藉。他背上的简易工具箱变得万分沉重。顾不上休息了,一到住地,他便和同事们开始了建设新唐山的综合考察。

当时,新唐山的总体规划已经搞出。根据我国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的方针,新唐山分为三大片,即老市区、东矿区、丰润区——三个卫星城通过三条铁路和三条公路构成新唐山的整体。徐尚志和他的同事们的任务是在新格局的蓝图上,规划出唐山市市中区。他沿着陡河向南走着,用建筑师特有的目光审视着旧唐山。像我国许多老城市一样,旧唐山的布局极不合理,厂区、矿区和生活区交错混杂,环境污染严重,建筑设施功能不全,交通不畅,市容不整。如今,这一切随着大地的抖动变成了历史。他要重新规划新唐山市区,规划的标尺仍然是三个字:现代化。

凭着他的脚力,他登上了坐落在陡河西岸的凤凰山,远眺大城山——他一眼看出,这是一道天然屏障。如果把陡河以东规划为钢铁、陶瓷工业区,陡河以西规划为生活居住区,凤凰山与大城山刚好成为天然的卫生隔离地带,一种创造的冲动激动着他,脑海中浮现出新唐山市中区的图景:

把一个几何中心放置在西部生活区,靠近城市干道,使交通畅通。然后在这里设三个中心——行政中心、文化商业中心和体育中心,使其相对集中,闹静分开,有机相连,形成完整的建筑群体。行政中心集中设置有地、市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便于工作联系;文化商业中心有市级百货商场、专业商店、影剧院、银行、邮局、旅馆、书店、科技馆等设施。分类集中,各子系统功能齐全,有利于工作和生活——这是现代化的要求。

基于这个指导思想,徐尚志率领建筑师们开始了这项浩繁工作的设计,经过几百个日夜的拼搏,新唐山中心规划图于1978年5月产生,6月通过了国家建委审定,施工迅即开始。

八年后,就在钱钢推出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的时候,笔者有幸一睹新建唐山市区的风采:各种式样的建筑群落参差有致,大小街道四通八达,给人以流畅、轻松、爽朗、明快的美感,不像有的都市的闹市区让人感到压抑、沉闷和膨胀。

完成新唐山市中区设计后,已经出任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的徐尚志,风尘仆仆地赶到深圳。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联系的窗口,深圳特别行政区现在已经以它神速的建设速度展现在全世界面前。而1980年盛夏,徐尚志和他的同事们进驻这里时,深圳不过是一个大集镇,一张白纸。根据深圳市的总格局,徐尚志将主持罗湖区的详细规划。

当时,“对外开放”作为国策刚刚确定下来,新中国的建筑师们对深圳市的设计有几分担心。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的建筑应该在国内属于第一流的,能反映国内最高建筑水平。然而,由于多年闭关锁国,我们对外所知甚少,能否综合现代化建筑最高成就而创作出我们预想到的深圳市蓝图呢?

深夜,小屋外雨声正急。

徐尚志躺在床上,毫无睡意,继续构思着罗湖区的规划。

建筑设计,作为人类创造性劳动的一种,它身兼二职,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功能。这是一种既包含了科学技术研究,同时又包含了文化艺术创造在内的综合性复杂劳动。谁也不能否认:建筑是用结构表达思想的艺术。它是人类想象力在材料和方法上的成功……

“发大水了!”一声呼号,把徐尚志从沉思中唤醒!他拉开电灯,发现水已冲开房门,在屋内漫流。

床漂起来了。

他和他的同事们顾不上穿衣服,纷纷跳进水中抢救已被水泡上了的图纸。这是他们几个月心血的结晶。水位越来越高,眼看就要齐腰了,多亏几个同事帮助,才从水中把徐尚志“捞”上来。他们还是被困在小镇上,整整两天没有吃饭。

两个月后,罗湖区的详细规划全部完成,并以惊人的速度付诸实施了。今天,当你乘车来到罗湖区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是一片别具风格的建筑群落,最大特色是多样化,每座建筑各有千秋,并恰到好处地利用了地形地理特点。它实现了徐尚志主张的将建筑从千篇一律的直线型、方盒子中解放出来,千方百计地寻找丰富多彩的可建筑设计的创作主张,罗湖区布局赢得了国内外建筑师的赞誉!

就在深圳罗湖区建筑群破土动工的时节,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召回了徐尚志——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工程等待着他。

1980年秋,出任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总建筑师的徐尚志随同中国建筑师考察团来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内罗毕,一颗镶嵌在东非高原上的璀璨明珠,素有花园城市美誉。虽然它地处赤道附近,但由于濒临印度洋,加上地势较高,所以气候温和。在马赛伊族人的语言中,内罗毕意为凉爽之地,所以又有非洲伦敦之称。

根据中肯双方签订条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以无息贷款形式在内罗毕为肯尼亚修建一座大型体育中心——肯尼亚国家体育综合设施。

肯尼亚文化部派出专员接待中国建筑师考察团,热烈而又保持着距离。对于来自中国的这个建筑考察团,他们心中充满了疑惑。也难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在非洲搞建筑,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声誉不好。而今我们来了,是代表中国来的,过去形象不那么光辉,不能不让人家对我们有疑惑。我们出钱帮助人家建设,投资上亿元,搞出来人家还不满意,这不是费力不讨好吗?徐总心想:这次我们一定要打出自己的优势,让整个非洲都感到震撼。

来到内罗毕的第二天下午,肯尼亚文化部长和文化部常务秘书长接待了中国建筑考察团。在中国驻肯大使杨克明的陪同下,文化部长和徐总做了一番交谈。谈话的核心内容是希望中国的建筑设计能令他们满意。他说:“为了修建这座综合体育设施,我们派考察团到世界各地考察,先后考察了位于慕尼黑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体育中心等大型体育设施。我们总统乃至公民都希望你们帮助我们建设的这项体育综合设施能成为非洲第一流的。让全非洲的运动会在我们这里召开。”他还说,有一百多家异国建筑荟萃内罗毕,内罗毕市政建设因此多彩多姿。言外之意,如果你中国建筑师拿不下这个项目,最好早点让位,我们好另请高明。

会见结束了,考察开始了。

堪称世界著名旅游胜地,内罗毕名不虚传。

在不到90万人口的市区内,有一眼望不到边的现代化建筑群落,鲜花四季常开,房前屋后,高大的热带树木——红棉、棕榈树和藤树等互相交织,昂首挺立。市内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明显分开,给人留下了花园城市的印象。位于市中心的肯尼亚国际会议中心高达110.4米,共31层,总面积达37000平方米,耗资3000万美元。建成后,已有100多次世界性和区域性国际会议在这里召开。

夜晚,考察团回到驻地。

有关设计方案的讨论已开始进行。

多数人认为: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在非洲搞这项建筑,应该有我们的特色。徐尚志对此不以为然。他说:“这个国家1963年才获得独立,过去一直是英国殖民地,有很长的民族屈辱史。假如把我们国内的样式搬到这里来,有大国思想,搞不好要伤人家民族自尊心。比如,苏联帮助我们援建的北京展览馆,纯粹的俄罗斯样式,我们不满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天我们援助别人,就不该重复别人的错误。我们的设计应该是我们国家的技术功能与马赛伊族精神功能的完美结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响!”

他的话很具说服力。使馆工作人员和考察团成员均表示同意。

设计目标明确了,但这个国家体育综合设施到底该怎样建,将是一副什么模样,徐尚志心中还没有谱。

走!到民间去。体现民族特征和民族文化的建筑风格来自民间——徐尚志对此深信不疑。早在1962年,他为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居住建筑》一书深入川西北藏族居住区时就产生了这个想法。在那里,他深切地感受到兄弟民族建筑风格的独特性和艺术形象的成熟性。1973年炉霍发生了大地震,徐尚志率人前去为灾区重建家园。在规划设计中便吸取了藏族牧民帐篷的特点,设计了700个座位的礼堂,采用了落地式木构架来降低建筑重心,解决了高烈度大跨建筑的抗震问题,建成后受到藏民们的广泛注意和好评。炉霍的成功,使徐尚志明确地认识到:建筑设计在把握现代化的同时,不能忘记民族化。愈是现代化的东西,愈要求具备地区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特征。

考察团开始了走马观花式的深入生活。他们来到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参观了陈列在这里的各种野生动物标本和两百万年前的古人类残骸化石,细心地揣摩了橱窗里的肯尼亚各部族人民的装饰品和艺术雕刻。通过参观,他们发现,这里的人民与大自然有着极深厚的感情,依恋着充满天然和谐的部落生活。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喜欢野生动物。穿的、戴的、用的、住的都与野生动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徐尚志发现,内罗毕人大多数都穿着印有虎、象等图案的衣衫、披肩,甚至用动物的名字做商品的商标,如熊牌肥皂、鸵鸟牌衬衣、虎牌香烟、象牌啤酒。此外还有“狮子足球队”“豹子俱乐部”等。这是一个与东非莽原野生动物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创作不能离开他们的文化传统。由此徐尚志联想到设在内罗毕的“肯尼亚原始部落建筑展览”——清一色的非洲茅屋圆形尖顶,腹宽而基座小,外观像个蘑菇。这种建筑是和他们生活的地域分不开的。有什么样的地形地理特点,就有什么样的与之相适应的建筑。马赛伊人以游牧生活为主,他们对茅屋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是他们民族文化的特点。建筑风格应该体现这种文化特点。非洲茅屋的启示,使徐尚志下决心设计出一项真正能表现这个地区民族文化根源基本特征的建筑。

创造性劳动开始了。

肯尼亚国家体育综合设施总建筑面积45000平方米,其中包括60000个座位的体育场、5000个座位的体育馆、2000个座位的游泳池和200张床位的运动员招待所。徐尚志和他的同事们先画草图,勾勒轮廓,一张、两张、三张……图纸码起来有一尺多高。对比、筛选、修正,满墙都是挂图。建筑是超越一切其他艺术之上的艺术,要求能达到纯精神高度、数学的规律、理论的境界、比例的协调。徐尚志凭借四十余年建筑创作之经验,要在建筑史上留下一个醒目的惊叹号!

1981年5月3日下午,肯尼亚文化部部长办公室。

由肯尼亚文化部部长参加的国家综合体育设计方案鉴定会在这里举行。会议由肯尼亚工程部总建筑师尼亚萨米主持。大厅内气氛肃穆,一双双眼睛全盯着徐尚志手中那一大卷蓝图。蓝图徐徐打开,人们屏声静气恨不得一眼望穿。

突然,文化部常务秘书长叫了起来:

“噢!太好了!太好了!”

紧接着,文化部部长以及总建筑师尼亚萨米和市政官员全都站了起来。

“你们怎么设计得这么好!”文化部常务秘书长终于吐出真言。整个体育设施宏伟壮观而又极具民族特色:在莽莽苍苍的东非高原上,突起一座奇伟多姿、饱藏民族特征的建筑群落,远远望去,就像一片平顶蘑菇。整个设施布局合理,结构别具匠心——像是一幅具有现代化特色又蕴涵着民族风格的建筑风俗画。

中国建筑师的成功轰动了内罗毕,消息像电波,传遍了肯尼亚。中国建筑师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他们来到大街上,公共汽车上的行人向他们招手;穿行马路时,小汽车停下让他们先过,各种肤色、语言不同的人们,纷纷向他们伸出大拇指;到商店买东西,老板听说是中国建筑师,便急忙从办公室走出来,亲自迎送……

成功了,建筑大师徐尚志在现代化、民族化的设计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五月的蓉城,鲜花盛开。

入夜,蛙声四起,颇有一番田园气息。

建筑大师徐尚志漫步街头,目睹一幢幢粗陋的红砖坯楼房,心中涌起一阵阵凄苦之情。

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建筑艺术这样极富时代特征了。

这些用红砖坯盖的简陋楼房,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它在成都乃至全国的数量都绝不为少。在那崇拜神、轻视人的年月,也不可能产生关怀人的建筑艺术。

如今,“建筑是走向未来的艺术”这一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建筑是沉默而凝重的历史老人,它的身上镶嵌着所处的那个年代的政治风云、经济实力和文化特征。它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

“我们将给今人和后人留下什么呢?”

建筑大师在苦苦思索。

三十多年来,我国建筑创作走过怎样的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啊!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对“老大哥”的崇拜,建筑设计一面倒,不适宜地提出:“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片面地认为古代宫殿、庙宇上的大屋顶就是民族形式的唯一代表,并把它作为一种固定模式到处搬用。但终因与国情不符而被摒弃。60年代中期,全国建筑设计刚刚出现好势头,又出现了设计革命运动,提倡干打垒精神,造就了几多断壁残垣!而今,对外开放了,清新的风吹进来,许多建筑师却眩晕了,设计失去了指导方向,盲目照搬西方早已过时的现代化建筑,互相模仿,风格千篇一律,使建筑设计又从僵化走向单一。这绝不是现代化的需要!“中国建筑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创作之路”——这是建筑大师徐尚志发自内心的呼唤!

从内罗毕归来,他在主持审定自贡恐龙博物馆、成都火车站等多项大型工程项目时,还亲自主持了四川省建筑设计竞赛。他鼓励风格创新,发现优秀人才,同时积极撰文,对建筑设计理论进行探讨。他的《我国建筑现代化与建筑创作问题》一文发表后,在全国建筑界引起强烈反响,论文中提出建筑创作民族化、现代化的观点受到了普遍的关注。这也是他对自己过去几十年从事建筑创作的理性总结!

夜幕低垂,星河烁烁。建筑大师缓缓地穿行在成都小街上,像漫步在历史长廊,引起他万千思索,钢筋混凝土大梁发状裂缝系建筑规范允许误差。昔日的冤案已经平反,重庆陕西街仓库虽经三十年风雨,仍安然无恙。眺望远方,那灯火辉煌的锦江宾馆。啊!快三十年了,它依然是那样丰姿雄伟,壮丽恢宏。岁月可以消磨人生,化解积怨,但建筑师的创造将与世长存。

(原载吉林《科学家》杂志1986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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