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为什么生活在西海固

与石舒清相识已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了，说起来也是一种缘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石舒清就读于海原回民中学，那时我正好在那所学校当老师。他上中学时，我就记住了他的名字——田裕民。

但凡能够让一个老师记住的学生，大致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因素，要么成绩优秀，要么调皮捣蛋，要么在某个方面有特长。石舒清当属第三个“要么”。虽然给他代课的时间不长，能让我记住他的原因，就是他出类拔萃的作文。上中学时，石舒清就热爱文学，喜欢写作。语文老师每次点评作文时都少不了他。

石舒清写西海固，写回族。在回族人眼里，他已和张承志一样，成为回族的骄傲。国内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在谈到石舒清的写作时，用了“僻静的精神资源”一词。石舒清对于故乡的感情是深挚的，对石舒清而言，有了西海固这样一块辽阔而又深远的生活背景，是他的福祉。他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我似乎回到这里（故乡）才能觉得心安和踏实，再到任何地方都有一种被丢弃感和失踪感。我忽然间觉得故乡就像是我的另外一个心脏，比我的这个心更壮硕、更有力、更慈悲也更深情”。

其实，在宁夏，以西海固作底色和背景的作家很多，但每个人笔下的西海固又不尽相同，像石舒清那样写出深度的更是寥寥无几。西海固在石舒清的笔下，不是个符号，也不是个标签，它虽卑微渺小，但有血有肉，具有人性的力度和深度，那是基于石舒清对生活非同寻常的感受力才能达到的高度。正如《朔方》原主编冯剑华的评价，一个作家，是站在西海固来写西海固还是站在全球的背景下写西海固，结果绝不会相同。这也是石舒清笔下那些回族小人物，能穿透民族习俗的隔膜，打动读者心灵的缘由吧。

文学来源于生活，但不等同于生活。一个出色的作家，不会照搬生活，贩卖常识，用文字把大家都知道的记录一遍。他会不断地向生活深处“钻探”，直到把最底层的宝贝挖出来为止。这不仅需要灵性，更需要耐性。

假如石舒清从小生活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生活在一个繁杂与浮躁的小城市，他绝对写不出《清水里的刀子》。创作需要灵感但更需要生活的细节，需要对生活挖掘的深度。他的笔下，那些独具精神气质的人和事，来源于从小就贮存在脑海中的记忆，根植于家乡这片厚重的土地。初读《清水里的刀子》，只感觉他的描写细腻，情感充沛，小说中的人和事似曾相识，就好像发生在自己的身边。

今天，再读这篇小说，便有了更深的感悟。小说中的主人公马子善，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个普普通通的回族长者，对生命的认识与尊重，简单而深刻。

石舒清出生在一个回族聚居的小山村。小说中描写的马子善老人，是许许多多回族乡亲中的一员，他们生于家乡这片土地，老于这片土地，在艰苦封闭的穷乡僻壤中挣扎一世，日复一日地耕耘着自己的光阴，骨子里造就了一种百折不挠的坚韧。虽然他们也渴望日子能够一天天宽裕起来，但他们并不贪婪前世的富足。干净的生活、干净的死亡，才是他们最大的追求。他们对生命的认识超越了一切。

石舒清的家乡，三岔河，是一个有着浓厚的伊斯兰文化氛围的小山村。在这种环境里出生、长大、成熟，对一些美好的东西不会没有感觉。石舒清的写作，是从这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入手，通过不断挖掘他们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展示给读者一扇感悟生活、体味生命的门窗，让人们看到恪守信仰的力量。

“和自己在一面炕上滚了几十年的女人终于赶在主麻前头埋掉了。坟园里只不过添了一个新的坟包而已。这样一个朴素的结局，细想起来，真是惊心动魄。”作家一开始就直接以死亡为话题，展开了对生与死的思考。老伴的离去，让年迈的马子善老人不得不进一步正视自己的死亡。对于任何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老者来说，死亡不再是一种恐惧，而是一种淡然的回归。坟园的门隔着生与死两个世界。活着虽好，但“谁都不免把自己留在这里的”。这不是一种悲观的咏叹，而是对生与死的自觉反省与清醒认识。

我小时候就听老人说过，大凡那些被举意了献牲的牛，在生命即将结束的前三天，能亲眼看见清水里有一把银光闪闪的刀子，从此不再吃喝，静静地等候生命的结束。回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没有对回族信仰内涵的真正了解，就不可能写出《清水里的刀子》这篇荣获“鲁迅文学奖”的优秀作品。

从小得到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和西海固人文精神的浸润，使石舒清的写作与众不同，这种来自内心深处的积淀在石舒清的笔下慢慢地开花、结果。在一种朴素、含蓄而又催人泪下的细节中，我看到了石舒清的深刻与敏锐，沉静与激越。

作品中虽然有一些宗教信仰的成分，这当然与石舒清的民族情感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丝毫没有淡化作品的文学价值，相反，更能打动人心。正如福克纳所说，“必须发自肺腑，方能真正唤起共鸣”。小说明确地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生命都是神圣的、庄重的，值得敬畏的。只有那些懂得尊重生命的人，才有资格谈生论死。

《清水里的刀子》从表象上来看，似乎是写宗教习俗的，写习俗最容易落入俗套，如果把控不好，不经意间就会滑入宗教的说理之中。《清水里的刀子》张扬的是一种清洁的精神寄托和纯粹的心灵回归。它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