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青蛙先生

孙铭勋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五十二年了,然而他至今仍活在我心中。每当想起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质朴真诚、追求真理、无私奉献的一生,就令人肃然起敬,永世难忘。

刚进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不久,就听说有位老先生是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得意门生,专门教授儿童文学,很受欢迎。1955年,我们开始上这门课,恰好我被选为课代表,得经常与老师联系,反映意见,彼此沟通,以便师生融洽,上好这门专业课。初次拜见铭勋先生,是一个星期日的傍晚,他正在给两个小女儿讲故事。我一进门,他就起身招呼,叫孩子们自己去玩,然后让我坐下,谈谈同学们的要求和意见。先生非常和气,说话轻言细语,不时露出会心的微笑。我想,难怪很多学生都称他为“孙妈妈”,真是慈母般的祥和和善良,像热爱自己子女一样地关怀学生。这样的老师,实在不可多得,能遇上他,是我终生的荣幸。

去的次数多了,他问起我是从哪里来的,家庭情况怎样。我如实回答,是从贵州边远山区松桃县保送读大学的,祖父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当过多年小学校长,后来做了中学教师。他非常高兴,说办教育好,特别是在边陲地区,有多少穷人的子女需要读书求学哟!我讲起同学中有很多是苗族子弟,放学后还得走一二十里路回家,中午就带几个红薯或野菜粑吃,每天上学要走很远的路。他颇为赞许地说:“难得,难得,中国的希望就在这批人身上。行知先生办学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这样的人,让所有平民的儿女都在做中学、学中做,在艰苦困难中锻炼成材,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大希望!”先生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击节赞赏这种勤奋苦读的精神,在贫瘠的山区,在苗族后代子孙当中,确实是不容易啊!当我说起自己的父亲,十二岁时就从边城松桃步行近二十天,去贵阳上中学时,先生屈起大拇指,连声说有志气!有志气!那是民族多灾之秋,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已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华北危在旦夕,父亲在中学里积极投身爱国运动,游行示威,焚烧日货,后来干脆投笔从戎,拿起枪杆与日寇战斗,又被送入黄埔军校,报效祖国,但都因家里阻拦或错过时机,所以一辈子都只是个文弱书生。铭勋先生老家就在贵阳附近的平坛县,难怪讲话时带着浓厚的贵州口音。说起老家,我们更增添了一份乡亲之情,因此关系就更亲密了。他关心我的成长,特别要我在儿童文学的研究上狠下功夫,还专门为我指点了参考书目,现在想起来仍觉得十分亲切。

先生的教学非常严谨,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根据知行合一、“教学做统”一的原则,他要求我们研究儿童文学,不但要学会解读欣赏文本,而且要结合历史与现实,特别是儿童心理进行分析论证;同时,还要求学生对各种体裁的儿童文学从事创作试验,布置的作业往往是写一篇童话、几首儿歌或儿童生活小故事。他认为,这样才能把知识学到手,既有理论,又有亲身实践,这才全面。先生就是我们的榜样,他既有理论专著,包括《幼稚教育》《晓庄幼稚教育》《儿童节教学做》《乡村幼稚教育经验谈》等近十部学术著作;还亲自创作和编辑了《幼儿园朗诵诗歌》《儿童谜语诗》《四川儿歌》等作品集,并得以出版发行。《儿童文学讲义》和《儿童文学论文选读》则是他终生集大成的作品,他讲清了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的形式种类、任务及其特殊性,古典作品及现代儿童文学、苏联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研究、儿童文学创作等诸多重要问题,真可谓呕心沥血,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启开了划时代的先河。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史上,先生占有明显的重要地位,这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

在先生的启发和教导下,我对儿童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大量儿童文学名著,包括《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木偶奇遇记》《伊索寓言》《克雷诺夫寓言》《铁木尔及其伙伴》《小鼓手的命运》等数十本。并且,当时还设想研究《鲁迅与儿童文学》《冰心与儿童文学》《叶圣陶与儿童文学》等重要课题。我记得,当时写的读书笔记送请先生批阅,他不但认真地看,而且仔细地修改,特别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多有指教,使学生受益极深。先生对考试很认真,不仅进行笔试,还要进行口试,考察学生的思辨力和实际运用力。我的笔试和口试成绩都是优等,于是幻想这辈子肯定要跟定先生从事儿童文学研究了。没想到,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先生竟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更没想到,先生为中国平民教育和生活教育,为推进陶行知学说,竟落入惨痛的历史悲剧,我的梦想自然也成了泡影。

铭勋先生走过了不平凡的却非常崎岖坎坷的一生,他从遥远的贵州平坝去到南京,考入晓庄师范学校,师从陶行知先生。从此,终生不渝奉行生活教育,特别把目光集中在教育农民的后代身上,启发底层人民的觉悟,以改造中国,铲除黑暗,实行科学与民主,走向繁荣富强。在工作中,他踏实苦干,有创新思想,深受陶先生欣赏,被视为得意门生和骨干力量。因为思想进步,要求民主自由,曾多次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被捕入狱。后转移到安徽、上海一带,继续从事劳工教育实践,再转去广西南宁,并且在那里加入共产党(1935年)。次年秋再次去上海,因朋友被捕又迅速撤离,年底到达延安,出任边区人民政府教育委员。1937年4月又去上海工作,不久全面抗战爆发,于是经武汉到重庆,又与陶先生一起为教育事业奔波,创办育才学校。1941年夏去甘肃兰州,任玉门油矿子弟校校长。1943年回到重庆。1944年受南方局指派回贵州,任平坝县中学校长,并尽力支援乡村办学,组织青年“朝气社”积极开展团结抗日和革命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后,又回到重庆育才学校,在恐怖笼罩和经费奇缺的艰难困苦中,为保卫和建设育才学校做了大量工作,直到重庆解放。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质朴真诚、勤奋有为、无私奉献的老教育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反而备受折磨和煎熬。批判《武训传》时,说他崇拜武训精神,其实是为平民办学。“三反”“五反”时育才的问题都算在先生头上。他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育才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调到大学后,1957年又因为陶行知先生鸣不平和建议改革考试制度等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以极端虚弱的身体,在贫病交加的劳动改造中离开他热爱的生活和人间。铭勋先生的不幸,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不幸,但他却一直坚韧不拔,百折不回,不愧是我们的表率。行知先生曾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铭勋先生就是这样的老师,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