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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的佼佼者

时间:2022-01-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迁入珞珈山新校址初期,武大女生与男生同住狮子山的学生寄宿舍。另外,男生需接受军事训练二年,女生则不需。但那时的武大女生参加体育活动仍不积极,可能是习惯和社会风气使然。其父周鲠生,在抗战胜利、武大复员回珞珈山后,出任武大校长,至解放初。周如松先生至今仍健在,可谓武大校史不可多得的见证人。武大女生则更是女子中的佼佼者。这一时期武大培养的女大学生,是中国女性的佼佼者,且大部分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王碧莹

1929年5月,原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的王世杰(字雪艇)就任新武大校长。王于民国九年(1920年)由欧返国,即在北京大学任教,对校长蔡元培先生招收女生之举深为赞许。王在教育部任职时,不但主张小学和大学男女要同校,就是中学也当如此;因为有些偏僻地方,也许至多只能办一间男子中学,女子就没有读书的机会了。

当时武大设有“女生指导员”,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周清芬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九月来校任女生指导员。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三月,王校长特地自天津聘请顾如先生来武大担任女生指导。顾先生曾留学美国,获加州大学硕士,在担任女生指导员的同时还是文学院外文系讲师。同时代武大人都评价说,顾先生精明干练且勤勉敬业,人又和蔼可亲、风度优雅,深得女生敬爱,她担任女生指导成绩斐然。王世杰校长晚年在台回忆武大往事,仍庆幸:“武大女生,有声闻于社会,而我亦深庆延揽师资之得人。”顾如先生赴台后,于1978年去世。

迁入珞珈山新校址初期,武大女生与男生同住狮子山的学生寄宿舍(今称老斋舍)。因为武大声誉日起,以及社会风气日渐开放,女生人数逐年增加,遂于狮子山东侧一小山(时名团山,又名扁担山)上另建女生宿舍,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月完工。因有了专门的较大规模的女生宿舍,武大特制定管理规则:《女生宿舍规则》。

据记载,民国十八年(1929年,其时校址仍在东厂口),在校生中,本科女生不足1%,预科女生不到6.4%。珞珈山时期武大历年的在校生及女生人数为:1930年在校学生523人,其中男生500人,女生23人。1931年在校学生574人,其中男生542人,女生32人。从毕业后就业情况看,女生从事中学教育者为多。

从1932年起,武大体育部在主任之下,设男指导员若干人,并特设女指导员一人,“又为提倡女生体育起见另设有女生体育会及女生体育助教处理关于女生体育事项”,“本校男女生自入校至毕业,均须受普通体育之训练,除课外运动外,每周须上正课二小时,其教材以富于天然活动及含教育意味的球类游戏为主,以田径赛器械操为辅”,“国技与普通体育二者,由学生任选一种学习之,计分男生二组,女生一组,每周上课三小时”——这里的“国技”指武术。另外,男生需接受军事训练二年,女生则不需。但那时的武大女生参加体育活动仍不积极,可能是习惯和社会风气使然。1932年武大修建的东湖游泳池启用,一年后,仍无女生下水。1933年夏,体育部主任袁俊主动找到正就读武大物理系的女生周如松,提出教她和其他六七位女生学习游泳。

周如松先生回忆说:她们清早五点钟就起床,趁男生还在酣睡时,就赶到湖边,换上泳衣(当时的女式泳衣外面的汗背心长及大腿,内连短裤)学习游泳。不多久,几位女生就学会了游泳,并喜欢上了这项运动。后来袁俊还发动女生组织校排球队(当时的排球比赛是每队9人上阵,与当时武汉的另两所大学:华中大学、中华大学的女子排球队举办联赛,武大女子排球队获得冠军。1934年周如松毕业,先留校任理学院物理系助教,后赴英国留学,1944年回国任复旦大学教授。其父周鲠生,在抗战胜利、武大复员回珞珈山后,出任武大校长,至解放初。周如松先生也自1946年起受聘为母校武汉大学理学院物理系教师,一直任教到20世纪80年代退休。周如松先生至今仍健在,可谓武大校史不可多得的见证人。

抗战爆发,武大西迁乐山(当时名嘉定),女生宿舍设在城中白塔街,原敬德女中一座白色四层小洋楼,因别名“白宫”。(以后复员回武昌,团山女生宿舍也被沿袭称为“白宫”。)每天下午三至四点日影西斜时,是规定的女舍会客时间。“白宫”门房(一位川籍校工师傅)中气十足地不停高喊:“某某先生,有客会!”声震屋瓦,令来访者与被访者皆忐忑。当时校长为王星拱(字抚五),刚直严肃。一日,校长乘一辆黑色人力车到来,见女生“会客”者不少,凛然教训男生道:知否目前国家处境?大敌当前,身为大学生,而不知发扬韬励,将来何以为人何以领导社会?”又对女生说:“你们为何不闭门读书?自修自省?今日中国社会上,能够受到大学教育的女子不多,你们是少数中的幸运者。岂不闻:‘尺璧非宝,寸阴是金’?岂可随波逐流,虚掷光阴?”

武大的学生来源以湘、鄂、赣、徽、苏、川、粤等省籍为多,这几省在当时中国是文教发达、人才济济之地。可以说,能考入武大的学生,绝非等闲、庸常之辈。武大女生则更是女子中的佼佼者。武大女生毕业后,不乏在社会上建树卓著的人,如法律系毕业的女生钟期荣,1920年生于长沙,抗战争时期读乐山的武汉大学法律系,获全国高等考试中的司法官考试第一名。

王世杰校长在其日记中,记于民国34年(1945)11月12日参加钟期荣婚礼并做证婚人:“今日午后为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女生钟期荣证婚。此一女生应法官考试获第一名,出校后一年即充壁山地方实验法院推事,每日以一人判数案,殆为中国司法官人事中极值注意之一人才。”钟期荣与胡鸿烈大律师结婚后,时逢抗战结束,一同赴巴黎大学留学。

1955年,钟期荣一家回到香港并长期定居,先生任教于联合大学(后并于香港大学)、浸会、珠海、崇基等院校。1971年辞去公职,与丈夫合办树仁学院,她出任校长,丈夫任校监。以七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开始了他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负起复兴中华文化之重任,来推行仁者教育,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培养出仁人君子”的宏伟事业。

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等著名学者担任校长,三四十年代延纳一大批著名教授来校任教,学校课程设置先进,师资雄厚,校风严谨,考试严格,加之校园依山傍湖,环境优美,建筑宏伟,使三四十年代的武汉大学成为中国极负盛名的一所大学,是武大最为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武大培养的女大学生,是中国女性的佼佼者,且大部分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原载《武汉大学报》,2004年12月17日,原文题为《老武大的女生》,本书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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