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行路难如此，犹有攀萝附葛人

一七六四年，四十岁的蒋士铨买舟南下，所过之处，皆有官员僚友迎送招饮，题咏甚多。沿途名胜古迹，他必登临观览，“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目触祖国壮美的山河，感叹历史的变化发展，缅怀古代的忠烈之士，自然诗思似潮涌出，写了不少富有艺术特色的记游诗。船至南京，蒋士铨就屋而居之。时袁枚亦在南京，诗友重逢，分外高兴，俩人常携手同游金陵诸名胜，士铨写《偕袁枚游栖霞岭十五首》等诗。

蒋士铨在南京住下的原因有三：一则与铅山无田地财产有关，“本无田里可躬耕，奉母来栖白下城。”（白下，即南京旧称）二则他极为景仰的前辈诗人袁枚住在这里。三是他很喜欢这座“虎踞龙盘”的古王都，“半窗红雪一楼书，一生辛勤有此庐。不肯被他猿鹤笑，移家来就北山居。”“钟山真作我家山，拣得行窝静掩关；洗去六朝金粉气，展开屏障画烟鬟。”（《卜居》）他几乎把金陵当作第二故乡，南京成为他以后活动的中心。

乾隆三十年春，蒋士铨辞别袁枚等诗友，全家乘船由南京出发返南昌故居。在旅途中，他利用空隙时间读了大量的书籍，读古人书，感古人事，诗兴自然倍增。为此，他写了不少读史咏怀之作，既对前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艺术家作了评价，又借评价古人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思。如《读史三首》《题荆公集》《读晋书四首》《读昌称诗》等诗，就是诗人以诗论人、以诗论史、以诗论世的佳作。诗人在《读史三首》中写道：“……宋明兵戈际，用人尤可怜。一将当八面，调谴如循环。人才一何少，庸竖蝨其间。岂无遁世翁，山中掩柴关。……只今论世者，读史兴长叹。”他感叹宋、明的覆灭、指出“庸”人专权而“人才”受压是导致宋、明灭亡的原因之一。在《读昌黎诗》中，诗人用悲愤沉郁的笔调写道：“岩岩气象杂悲歌，浩气难平未肯磨，自古风骚皆勃郁，人生不得意时多。”此时与其说是对受排斥遭贬谪的韩愈的同情，不如说是对那些象韩愈一样坚持正义的诗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诗人的命运的概括。此刻，蒋士铨韩愈的心是相通的。“不平则鸣”，象韩愈一样，蒋士铨把诗歌看作是抒发诗人心中“勃郁”之气的“悲歌”。他对诗的认识随着自己思想的转变越来越深刻了。他对写诗作文的指导思想也有了新的见解。在《文字四首》中，他用诗的形式表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文章本性情，不在面目同。李、杜、韩、欧、苏、异曲原同工。……气质出天禀、皆趣根心胸。”坚持诗写性情，坚持艺术的独创性；与袁枚的艺术观点大致相同。最值得注意的是，蒋士铨写了评论唐诗与宋诗的艺术价值的《辩诗》一首，在这首诗中，他力排众议，与当时诗坛那种片面崇拜唐诗，贬低宋诗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他说：“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格调苟沿袭，焉用雷同谋。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寄言善学者，唐宋皆吾师。”他还进一步指出：“李杜若生晚，亦自易矩规。”用发展的眼光来评论唐宋诗歌，立论至为精辟，见解也极公允。这种艺术观点与赵翼的《诗论》“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观点非常相似。由此可见，蒋士铨、袁枚、赵翼之所以能开一代诗风，并称为“江右三大家”，与他们进步的艺术观点分不开的。

从南京返回江西的途中，蒋士铨游览了沿途的风光，观察了各地人民的生活情况，写了不少歌颂祖国山河美的纪游与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讽谕诗。政治上的挫折使他心中的“勃郁”之气倍增，而青少年形成的“奇”的性格始终在激励着他，他还希望自己在困顿之中一振而起。这年写的《射猎图》透露了这种心理：“读书射猎过生平，揽镜披图亦可惊。乞我黄麂三斗血，为君重唱少年行。”蒋士铨没有因政治上的退却而忘记严峻的社会现实，他用诗为武器，揭开了所谓“乾隆盛世”的真面目，描绘了一幅凄凉悲惨的难民图。如《饥民叹》：这是一首饱含血泪的诗，天灾人祸毁了老百姓的家，使他们成为靠行乞来维持生命的逃难者，而无情的灾难又夺去他们宝贵的生命。诗人是同情人民的，诗中的揭露和批判是相当深刻的。我们知道，一七五一年后，乾隆皇帝为了宣扬自己的“功德”，接二连三地南巡，到一七六五年，他已四游江南。皇上的巡游，获利的是各地的贪官污吏，而遭殃的却是贫苦百姓。还有这个自称“十全武功”的皇帝，从一七五六年到一七六五年就发动了四次战争，人民承受的负担就越沉重，加上“近年水旱不收”，破家逃难的人就更多了。蒋士铨的《饥民叹》所暴露的就是这陷入困境的社会现实。我们之所以认为蒋士铨的诗歌富有人民性的特征、是因为他写了不少象《饥民叹》这一类诗歌。

去年霉雨落半载，田亩漂沉乡井改。

今年霪雨落十旬，迫使百姓为饥民。

雨中行乞水中死，尸积河濡人满市。

劳为饁妇躬蚕桑，今作扬花飞道旁。

贞淫饥饱互倚伏，野鸭浮沉孤雁哭。

良田废坏地不毛，老屋毁弃全家逃。

贫富无常本如此，苦雨绵绵何日止。

到达南昌后，蒋士铨赎回了老屋，并向亲友借了一些钱，草草修整，供舅氏一家和自己一家居住。这年清明，他偕同家人返回铅山，祭祀祖坟，并游鹅湖、峰顶庵，皆有诗记之。至农历十一月初始归南昌。这年，优秀的诗人，画家郑板桥去世。蒋士铨对郑板桥的诗、文、字、画是十分爱好的，对他那种不随俗流的“怪”的性格也十分钦佩。在清代，真正懂得郑板桥的诗、画、字的革新意义的人并不多，蒋士铨是能正确评价郑燮的人之一。如他论“板桥体”说：“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翻；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姿致。”将书法艺术与绘画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力求字画的“神韵”是郑板桥“别辟临池路一条”原因之一。蒋士铨的评论深得板桥书画的精髓。

乾隆三十一年二月，蒋士铨返南昌。这年初夏，浙江巡抚熊学鹏致书延请蒋士铨主讲绍兴府蕺山书院。蕺山、位于浙江绍兴县东北。绍兴在明清两代是浙东的文化中心，清代史学盛于浙东，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与全祖望都曾在浙东各大书院讲学，他们主张“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影响极大。蒋士铨对这些爱国学者从小就敬慕和推崇，在思想上与这个学派的观点有相近之处。因而他受聘后便欣然前往。

蒋士铨在蕺山讲学的时间前后达六年。（中间曾到杭州崇文书院讲学二个多月）在这六年中，他遍游苏、杭诸名胜，题咏甚多。在蕺山讲学期间，他还曾返回铅山扫祖先墓，到了南京、南昌等地、纪游之作尤富。在蕺山他结交了老诗人刘豹君，他们一见倾心、订忘年交，在刘豹君周围，活动着一批颇有名气的文人学士，时人称他们为“越州七子。”蒋士铨与他们诗酒周旋，相得甚乐。后来蒋士铨还为刘豹君等诗人作《越州七子诗序》、记述了他们结社联吟，寄情山水的乐趣，评价了七子诗歌的艺术特色。蒋士铨是爱蕺山的，他在《三山叹》《悼双槐树》《再别蕺山》等诗中，寄托了这种情思。

在主讲蕺山书院期间，蒋士铨的思想更加深沉了，他叹息人生倏忽、世态炎凉，功业未成，灵魂的痛苦日渐增加了。“四十四年过，为欢竟若何。二毛须发见，百年酒杯和。屡病吾衰甚、方冬物变多。无田归不得，今岁又蹉跎”（《懒慢》四首之四）在‘蹉跎’岁月的叹息声中，诗人的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

乾隆三十七年春，蒋士铨结束蕺山书院的讲学工作，回到南京后，又受两淮盐运使郑大进之聘、主讲扬州安定书院，时年四十八岁。受聘之后，他奉母同行。扬州是两淮盐运的中心，南方水陆的交通要道，经济、文化繁荣的都市。当时，著名的扬州八怪正活跃在这里。明清之际，民族英雄史可法曾在这里率领扬州军民，孤军奋战，最后壮烈殉难，至今梅花岭上犹有史公祠堂。

蒋士铨对民族英雄史可法十分崇敬。在他任官寓居京师时，曾偶然于市肆中发现史可法的遗象及四月廿二日家书卷子，便不惜重价买下，藏阅十载，还为作《史道邻阁部遗像家书卷子跋》与《题史道邻阁部遗像》诗以记此事，他称史可法“须眉凛然社稷臣，生不逢时死得所。”“梅花岭头冰雪魂，生死南枝最孤直。”为了表彰史可法的英雄事绩，他请求运司修梅花岭史公祠堂及衣冠墓。因需费千余金，运司不许。第二年，恰值蒋士铨同科进士、南昌老友彭元瑞视学江南来到扬州，蒋士铨便乘机把史公画像及家书卷子授给彭，并嘱咐他入奏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同意彭元瑞、蒋士铨的建议，发原卷交两淮盐政，费一万六千金，建史公祠与御书牌楼。乾隆还亲自写了一首诗纪念史可法，并令内庭诸臣属和。史可法是明朝将领，抗清英雄，乾隆皇帝敢于为他树碑立传，是出于文化策略上的需要。此时，大清政权已经稳固，民族矛盾已降居于次要地位。乾隆知道史可法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声誉，他要把人民对自己民族英雄的敬慕之心引导到效忠清王朝的轨道上来。这与他用残酷的文字狱来镇压屠杀反清志士的手段是相辅相成的。值得钦佩的是，在文字狱遍布国中的岁月里，蒋士铨敢于将史可法的遗像珍藏十载，并建议清政府为之建祠立碑，的确是惊人之举。这除了证明他对民族英雄的无限景仰外，也反映了他思想深处的民族意识。

扬州八怪是清代艺术界中具有异端思想的艺术流派，他们写诗、绘画、写字都追求“自树其帜”，他们敢于憎恶黑暗的社会现实，“喜爱怒骂皆成文章”；他们的“怪”，就“怪”在用自己的诗画讽刺挖苦甚至鞭挞贪官污吏。蒋士铨对“八怪”中的郑板桥和罗聘特别推崇。他曾请罗聘画了不少画，自己也为罗聘的画题诗。罗聘画了八幅讽刺当世的《鬼趣图》，士铨则为之题诗八首，尖锐地嘲笑那些“侏儒饱死肥而俗，身是行尸魂走肉”的人间魔鬼。在扬州，蒋士铨还写了一首《果子狸》的诗，鞭挞了“强者纷纷吞弱肉”的社会现实。这首诗可以说是《题罗两峰〈鬼趣图〉》的姐妹篇。从这类批判现实主义的诗篇中，我们可以窥察出诗人悲愤沉郁的灵魂。他的笔触现在已触及社会现实的深层，他的揭露是无情的，淋漓尽致的。

乾隆三十九年，蒋士铨五十岁了，虽然他已经是名满天下的诗人了，但内心的痛苦与矛盾并没有减轻，特别是目触国家日渐衰败、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贪官污吏却横征暴敛以填饱私囊为已任，这就使他心似火焚。在世途险恶行路难的困境中，他并没有颓废灰心，青少年时的“一飞仪虞廷，再飞鸣岐阳”的壮志曾催促他发奋努力。在《五十初度》一诗中，他披露了自己的心情：“儿孙但解寻欢笑，宾客何曾见苦辛，五十行年一杯酒，暗中垂泪感兹辰。”诗人是不甘心“百年过半守吾天，壮心奇节等云烟”的，然而报国无门，只得一个人在“暗中垂泪。”

为了排谴心中的愁苦，蒋士铨离开了扬州，到苏州等地游览。他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情，拜谒了宋代大政治家范仲淹的故居、祠堂和陵墓，写了《天平山谒范坟》《义庄谒范文正祠》、纪念这位“贫苦立志节，功泽旗常垂”的改革家。在游览苏州诸名胜时，他写了《登灵岩山》《山塘曲》《寒山别墅》《师子林》《沧浪亭》《贝氏园》等诗。诗人本来想借游览来排遣心中的愤懑，但结果是愁上添愁，忧上加忧。此时，他并没有忘却国家大事，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局面忧心忡忡。他在登灵岩山时写了《响屧廊》二首，透露了这种忧国的思想。诗云：

不重雄封重艳情，遗踪犹自慕倾城。

怜伊几两平生屐，踏碎山河是此声。

诗中借吴王夫差为西施建馆娃官响屧廊之事，讽刺了最高统治者迷恋女色，昏庸荒淫，不务国政的行为。“踏碎山河是此声”，诗人所咏的是历史，而着眼点是现实。诗人对乾隆皇帝只知东巡南游不惜百姓钱财的行动深感不安，他常为自己“无力补天”而痛苦与遗憾。但是，他还是不断写诗告诫当权者，要以吴王夫差的覆车为鉴，要居安思危。“可怜行路难如此，犹有攀萝附葛人。”（《题王石岩画册》）从这样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自我写照。多么执着深沉的精神！

游览苏州不久，蒋士铨又回到扬州，继续他的讲学活动。乾隆四十年春、他的慈母锺氏去世。越二日，其妾王氏又生五子知白，乃于六月扶榇溯江归，离开了扬州。从乾隆二十九年蒋士铨乞假归乡至乾隆四十年，这十年是诗人文学创作的重要阶段。“六载于越、三载于扬，”使得诗人“五度还家身似客”，“十年老屋九年封”，长年飘泊的生涯，给诗人提供了文学创作的有利条件，使他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纪游诗、咏怀诗和唱和诗。这十一年是诗人思想成熟的阶段，创作精力也十分旺盛，除了大量的诗词外，还有院本五个，在蕺山有《桂林霜》院本，在扬州有《四弦秋》《雪中人》《香祖楼》《临川梦》等院本。诗人的创作风格是这一时期成熟的，那些富于人民性思想的诗篇也是这一段时间写成的。研究蒋士铨的生平及创作道路，应该以这个时期作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