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稼轩词爱国情感的审美价值

一

在对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词进行审美判断的过程中，有个问题是容易为大家所忽略的，即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情感究竟是不是美的情感？作为美的艺术，它的情感因素是否应有高下之分？诸如南唐李后主、晏欧词和辛弃疾词，它们都是美的，都能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但是，就其作品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情感而论，前者不过是对已经失去的帝王享乐生活的留恋和饮酒狎妓生活的描述和追怀，是无所谓美的。晏殊的词表现得不过是士大夫阶级淡淡的哀愁。相形之下，稼轩词却以高度的爱祖国、爱人民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塑造了一个崇高的精神美的自我形象，他用自己悲壮激烈的一生，谱写了一曲奋求者的悲歌。这与前二者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人类的情感是一种精神现象，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心理过程。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并在这种认识中引起主体对事物（包括自身状况）的态度的体验，就是情感。人类的情感可分为与自然需要相联系的情感和社会性的情感，前者如饮食男女之类，为人所共有；后者如道德情感、理智感、美感、实践感等等，则因人而异。但后者又是以前者为前提和基础而发展起来的高级情感，它体现人的本质的深刻性。人们的社会性的情感在实践中表现出来后，能够唤起我们的美感，具有真善美的价值。本文即旨在探索稼轩词所反映出来的这一部分情感。

情感生活虽然是客观存在，但它是一种内在的东西，要将它表现出来，必须凭借一定的形式。艺术，就是最能体现这种情感的有效形式。从“诗言志”到“诗缘情”，再到“词以境界为最上”，中国古代诗论、词论中，对运物以抒情的表现手法已做了高度的总结。尽管如此，历代词人由于世界观、经历、创作个性的不同，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情和物也往往不同，或重于客观景物的描写，或重于个人情感的抒发，或偏于叙事，或偏于议论，而有“在心”、“在物“之分。辛弃疾作为南宋时代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又在阶段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历史阶段中，山河破碎、国土沦丧，有家而不能归，有志而不能酬，这种种因素，都使他难以忘怀现实，因而他的词作“忠愤之气，拂拙指端”（卓人月《词统》），“龙腾虎掷”、“悲壮激烈”（《艺概》），“莫不有一已之性情境地”（陈询《海绡说词》）。所以王国维一针见血地指出：“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人间词话》）谢章铤也以为：“稼轩其是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胸中须先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赌棋山庄词话》）这也就是说，后之人学稼轩，可以学到他的词体形式，却难以学到他的真性情。因为稼轩词是以情胜，是情感溢出形式，它绝非那些“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的口号文字，而是以独特的饱满的情感内容凝聚而成的性情文字。

稼轩词所反映出来的情感是一种深厚的爱国主义的情感。列宁曾经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全集》第28卷）从屈原起，中华民族无数优秀子孙或揭竿而起，或改革变法，或发明创造，或献身沙场，谱写一曲曲爱国主义的壮丽乐章。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崇高的精神美德，代代相传，激励后人，已构成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特征。我们肯定稼轩词的情感美，主要的就是：他继苏东坡之后，崛起于南宋词坛，用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感，一扫“花间”以来的“闺情”、“艳情”的统治地位，他在国家分裂，人民苦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代表着当时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要求、情绪、愿望和理想，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南宋时代的时代精神。他用他的词作，塑造了一位在昏庸腐朽的南宋统治集团的层层阻挠和打击下，奋勇抗争，苦苦追求，矢志不渝地坚持抗战道路，以致含愤死去的英雄形象；他用雄豪而又细腻的笔触，完整地揭示了英雄失意、仿徨探索、悲歌慷慨的心理过程；他用“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歌喉，唱出了人生、时代、社会的壮志悲歌，千古遗恨。一部稼轩词，它的审美价值就在于通过英雄失路的悲剧形象的自我表现，展示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奋求过程。这不用说温、韦、晏、欧等词人无法比拟，就是“横放杰出”的东坡词，也难以并驾齐驱。

二

稼轩词中所抒发的情感，占主导地位的是深厚诚挚的政治情感，其中有的是抗金北伐、收复失地的豪壮之情，有的是对南宋统治集团荒淫误国的愤懑之情，有的是对自己年华老去、壮志未酬的悲愤之情，有的是对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忧虑之情，还有对沦陷区人民痛苦生活的关切惜恋之情。这种种情感，通过不同的艺术侧面，借助不同的表现手法，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构成了爱国主义的主体精神。今天，我们透过词人所创造的艺术形式，还能看到积淀、渗透于其中的情感内容，受到词人崇高的精神美的深深感染。

这种爱国主义首先体现在对沦陷了的家乡、对于整个北方领土、及其沦陷区人民的诚挚之爱。每当登高望远，他就会想起当年北方家庭避难南迁、尸骸弃野的惨象：“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消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静静、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这些惊心动魄的眼中景，激起词人感慨悲凄的心中情。并进而联想到，恢复大计还掌握在王衍之流清谈家的手中，于是，悲叹愤慨，使得词人中夜难寐，忍不住长歌狂啸了。他希望早日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早日“使神京再复，款曲问家山”。他惦念着处在入侵者铁蹄下的人民的苦难，“中州遗恨，不知今夜几人愁”（《水调歌头》）每当“新来塞北，传到真消息，赤地居民无一粒，更五单于争立”（《清平乐》），他便会热血沸腾，激起重重情感的波浪。他甚至在醉中梦里也总忘怀不了：“醉里重揩西望眼，惟有孤鸿明灭”（《念奴娇》）。“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这是一种多么执着的热爱祖国的情绪啊！

这种爱国情感又直接导引出对祖国尊严的捍卫之情和愿为之奋斗的一腔豪情。“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他多么希望自己能担负天帝派遣的使命，去力挽银河水，洗尽民族的耻辱。他还幻想着有如远古的神人女娲，“看试手，补天裂”，有“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的胆略和能力。他时时“醉里挑灯看剑”，他常常“梦回吹角连营”，驰骋疆场，豪气可掬。“了却君王天下事，谈兵玉帐冰生颊”（《满江红》）的战斗生活，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他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马革裹尸当自誓，娥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这是一种愿把自己的身心生命全部贡献给复兴祖国的伟大事业的崇高的献身精神。

然而，掌握国家命运的却是一伙“黑白杂糅，贤不肖混淆、佞谀满前”（黄勉斋《与辛稼轩侍郎书》）的腐朽透顶的卖国集团。面对着中原、华北等沦陷区人民时刻盼望着南宋政府的“翠葆霓旌”的殷切期望，面对着辛稼轩等爱国志士“了却君王天下事”的报国热情，南宋统治集团却始终不敢挺起腰杆，打起抗战的旗帜。历史的悲剧也就从这里拉开序幕。辛弃疾多次上书、陈政献策，却如石沉大海，他多次派人潜入北地，打探虚实，以求时机，却无人理会。他的官任迁调频繁，始终不得重用，其间还两次罢职，被迫闲居达二十年之久。这不能不使他遗恨千端，悲愤满腔。于是爱转而为愤，正如恩格斯所说：“愤怒出诗人”（《反杜林论》），时代和环境造就了一代艺术大家，使他以饱醮情感的笔墨，写下了充满正义感的词章，抒写出壮志难酬、报国无路的无穷悲愤：

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木兰花慢》）

倦客新丰，貂裘敝，征尘满目。弹短铗，青蛇三尺，浩歌谁续？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叹诗书、万卷致君人、翻沉陆。（《满江红》）

《木兰花慢》是送友人帅汉中而作，词人由此而想到开创汉业的刘邦，他以汉中为基地，剑指三秦，一战败楚，这是何等壮丽的业绩。然而，遗憾的是，当年慧眼识英雄，月下追韩信的萧何，今天再也见不到了。看到的是山河破碎，敌人气焰器张，而我方却放弃备战。词人的悲愤之泪，把衣襟都沾湿了。然而，不用说“追亡”无人，对于辛弃疾，南宋统治者干脆弃置不用了。淳熙八年，词人被迫归隐，闲居上饶。《满江红》即作于是时，这首词语言辛辣，笔锋犀利，它通过马周、苏秦、冯谖等人布衣得志，成就功业的典故的暗示，让我们触摸到词人失意的悲怆心理，体味出词人寄托在形象之中的深层意味。马周客居新丰，很快得到唐太宗的赏识重用，苏秦当年怀和氏之壁、著黑貂之裘，雄姿英发，连衡诸侯；冯谖三弹剑铗，竟得孟尝君赏识，得以尽其才智。可我，新丰住倦、貂裘穿敝，青锋弹断，又有谁能理会？又有谁会赏识？在古今对比的差异中，词人极大的义愤就十分明显地突显出来了。接下去，词人直抒愤懑：“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从国家存亡与使用人才的联系的高度，揭露了南宋统治者偏安一隅，不图进取的丑恶面目。作者悲愤地想到，他“读书破万卷”，本来是为“致君尧舜上”的，谁能想到，国难当头，有志者却屡遭排斥弃置、被迫闲居，真是长歌当哭，悲愤欲绝了。

悲愤是一种对眼看着不合理压倒合理的情境的心理反映。充满辛弃疾胸中的，是对国家民族前途的高度责任感以及善恶分明的高度正义感，前者推动他不屈地奋求，后者促使他积极地干预。而壮志难酬，干预又并不能改变现实，这必然导致悲愤。因此，悲愤的情感体验构成了稼轩词的心理特征的主要方面。但这种悲愤之情决非晏殊之类士大夫阶级的无病呻吟，也绝非柳永、秦观等词人仅仅为个人的仕途得失，际遇坎坷而哀怨愤懑，稼轩词中的愤激之语，完全排除了个人名誉地位、利害得失等因素，而具有远为崇高的审美价值——从国家民族的普遍利益出发，而对南宋统治者贪图苟安、不思进取的强烈不满和大胆谴责。这种悲愤怨怒的情感，有时也会走向消极，如“功名余事且加餐”、“歌舞莫教闲”、“且醉浪花中”等等，用一种旷达的人生观寻求暂时的自我解脱。但这并不是词人情感中的本质方面，因为词人是一直到死都没有放弃他的理想追求的，所以，这种自我解脱的本身，就带有一种正言反说的成分，它的实质，还是对现实的一种否定。

最有代表性的是《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一词，词的前九句全是反面文字，只有结句“可怜白发生”是正面文字。词人由醉到梦到醒，醉里挑灯看剑，是因为三尺龙泉，竟无施展之地，而在梦中，这种被压抑的情感却得到了最大满足。梦，使得词人大脑中的深层意识——被压抑的报国理想转化成具体的形象，而得到具体表现。现实的追求，借助于梦境而得到虚幻的闪现。然而，从甜蜜的梦中醒来，一切都成泡影，悲愤之情，就不言而喻了。词人的理想在梦中得到实现，而现实却逼得他无路可走，因此他的悲愤之中对现实的否定就十分明显了。另一方面。词人的爱国热情不仅在官时、在隐时，而且越出白天清醒之时，形成隐意识，进入他的梦境，这种情感的炽烈，也就不言而喻。正是在这些基点上，我们充分肯定并高度的评价稼轩词的爱国情感。这种情感，是一种类似于悲剧的崇高的强烈的挚爱祖国的精神力量，是宋代任何一个词人都无法比拟的。

三

如果把稼轩词看作一个系统，那么整体地看，稼轩词就是词人在漫长的岁月中探索、徘徊、奋求的精神生活的记录，显示出主体精神的奋求过程。

叔本华说过：“人的本质就表现在他的意志的奋求，满足；再奋求，再满足这样一个永恒不断的循环中。”（《意志和表现的世界》）人类的情感生活是一种非平衡的平衡运动过程。客体作用于主体的不平衡状态，引起情感的波动，而产生相应的行动，这就是追求，追求的目的达到，使主体心理达到暂时平衡，这就是满足。暂时的满足达到之后，又会有更长远的目标、理想，造成新的不平衡，引起新的冲动和行动。所以人类的情感生活也就是这样一个奋求，满足；再奋求，再满足的无限推移的过程。稼轩词的爱国情感，不仅表现在他所追求的爱国主义精神美的内容本身，也表现在他的不屈不挠，奋求不止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由爱到责任感、实践感再到理智感、美感，其形式也就千恣百态，并不断深化完美，显示出崇高的心灵的特征。

列宁曾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也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列宁全集》）第40卷255页）爱，是构成主体实践的重要动机。稼轩词所体现的爱，如上文所述，突出的是对养育自己的祖国的真挚之爱，它不只量停留在对祖国河山之美的欣赏，更重要的是用行动去捍卫她的尊严，保卫她的领土完整，让她的人民安居乐业。他还往往将这种爱倾注于代表国家的君王身上，多次表达了这种情感：对“汉中开汉业”、“剑指三秦，一战东归”、开创统一中国的刘邦，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崛起江东，屡败曹刘的孙权，对“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北定中原的刘裕，都倾注了由衷的赞赏。对南宋君王，他在《送友人范体的》词里也曾设想过“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心思贤。想夜必承明，留教视草，却遣筹边。”表达了对君王思贤若渴、大胆任用贤才，视草筹边的肯定和期望。他认为自己“毫发皆帝力”，因而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每当他“闻道是，君王着意，太平长策”之时，他便会闻鸡起舞，满怀信心。

出于这种对祖国的爱，眼看着祖国处于“南共北、正分裂”的局面，词人就会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声声慢》）“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破阵子》）“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水调歌头》）在他看来，国家分裂，人民苦难，正是他为国出力，报效朝廷，施展抱负，建立功业的大好时机，他愿等君王一声令下，就“从容幔幄去，整顿乾坤了（《千秋岁月》）”。这是一种愿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肩于一身的崇高的献身精神，是一种将社会的义务融汇为内心的责任的闪光的思想境界。

当然，爱国情感不仅仅指向人的内心，更重要的是指向人的自身行为，推动自身去从事社会实践，去干预社会政治等项活动，由此而产生实践感和理智感。实践感是人们对从事某项事业以及社会政治等项活动的情感体验，理智感是人们认识和探求真理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而产生的情感。辛弃疾南归后的四十多年中，空怀报国理想，而始终未获用武之地，在长期的任官和闲居不断交替变换的生涯中，词人的实践感与理智感交互影响，互相推进，在词中得到鲜明的体现。“长剑倚天谁问，夷甫诸人堪笑，西北有神州”（《水调歌头》），“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八声甘州》）靠谁来完成收复失地的抗战事业呢？这是词人长期思索的问题。靠王衍之流的清谈家吗？那是荒唐可笑的。要统一祖国，只有坚持抗战的道路。当前正是豪杰之士长驱万里，博取功名的时代，可为什么象李广这样的猛将却又无法施展抱负呢？认识和探求的结果，词人开始体验出以最高统治者为首的官僚集团偏安享乐，不图进取的真面目。在《小重山》一词中，他明白地表现了这种认识：“绿涨连云翠拂空。十分风月处，著衰翁。垂杨影断岸西东。君恩重，教且种芙蓉。十里水晶宫，有时骑马去，笑儿童，殷勤却谢打头风，船儿住，且醉浪花中”。十分风月，景色宜人，而个中却是一衰翁，主体和客体是这么的不协调，何以如比？原来是“君恩重，教且种芙蓉”，“君恩重”和“教且种芙蓉”是两个因果完全对立的事物，作者却将它们连在一起，于是，君的荒唐、恩的虚假和作者的无穷悲愤就顿时显现出来了。

不久以后，他又写了一首《行香子》的小词：“好雨当春，要趁归耕。况而今已是清明，小窗闲坐，侧听檐声。恨夜来风，夜来月，夜来云。花絮飘零，莺燕丁宁，怕妨侬湖上闲行。天心背后，见甚心情。放霎时阴，霎时雨，霎时晴。”此词用比兴手法上片借夜来的风、月、云对当春好雨的破坏，谴责主和派的权贵们对词人追求的目标理想的暗中破坏，这谗言使他愁，使他恨。下片直指“天心背后”，君意难测，在“霎时阴、霎时雨、霎时晴”的描绘中，分明渗透了作者对封建皇帝喜怒无常、听信谗言、翻云覆雨的丑恶面目的鄙弃与嘲弄。

词人的晚年，是各种情感综合反映阶段，他的情感变得更加深沉，对现实丑恶的揭露更大胆，语言更多嘲讽意味，在政治理想破灭以后更着重于美感的体验，即主体精神的自我表现，这是一种对自身的心灵美和行为美的希望和情感。他明白地宣称，要“须作猥毛磔，笔作剑锋长”（《水调歌头》），要用笔来战斗，他似乎找到了坚持继续战斗的另一场地。他更明白地揭露统治集团假抗战真投降的面目：“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真好龙。”（《瑞鹧鸪》）“补天又笑女娲忙，却将此石投闲处。”（《归朝欢》）“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汉宫春》）。他告诫人们，不要“石卧山前认虎，蚁喧床下闻牛”（《雨中花慢》），为假象迷惑，受骗上当。他尖锐地嘲讽：“万一朝廷举力田，舍我其谁也”（《卜算子》）。在《生查子》一词中，他为自己的品格唱赞歌：“高人千丈崖，太古储冰雪。六月火云时，一见森毛发。俗人如盗泉，照影成昏浊。高处挂吾瓢，不饮吾宁渴。”表现了对“俗人”的厌恶鄙弃和自身“宁渴不饮”的高尚品格。他以菊花、山石自喻，为自己画相；“要知烂漫开时节，直待西风一夜霜”（《鹧鸪天》），“总被西风都瘦损，依然千岩万岫”（《贺新郎》），表现了不畏强暴、不怕打击的兀傲品格。

黑格尔说过，对于成熟的人来说，“手段是比外在的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锄头比锄头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见列宁《哲学笔记》202页）手段，追求目标、理想的过程之所以更为人们所珍重，就因为目的或结局总是暂时的现象，而追求的过程才是永恒的东西，生命的火花总是在奋求的过程中放射出耀人的光彩，人们的审美情绪也只有在这种向着一个伟大目标前进的复杂多变的奋求过程中才能得到最大的满足。稼轩词所表现的爱国情感正处在这种奋求的过程中，处在一种不断变化的情感流中。因此，我们读稼轩词，尽管一首一首都表现为悲愤或忧虑之类的情感，但由于它们处在这一过程的矛盾和冲突的不同阶段，就使我们见出生命和情感活动的复杂、曲折、流动和节奏，而不致有单调和重复之处。这是构成稼轩词爱国情感的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

（原发表于《上饶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