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文创作之路

靖康之难后的第四年，朱熹在南剑州尤溪县城南郑义斋馆舍诞生了。这是一个山青水秀，风光秀丽的江南小镇，城南，两座气势磅礴的青山遥遥相对，环抱着南溪书院^[1]，一名公山，一名文山。文山亭亭耸列，高插公霄，远望点画天成，宛然“文”字。公山山形秀峭，东弼如“丿”，西辅如“丶”，中阜如“厶”，宛然“公”字。据说，原来二山草木繁翳，及朱子生，野烧同时并焚，山形毕露，俨若“文公”二字^[2]。这与以后朱熹谥号“文”正相契合，似乎天示祥瑞。而朱子之名熹又与野火焚烧相关，也似乎是一谶语。钟灵毓秀，山水兴贤，这种美丽的传说，曾引起了多少诗人的吟咏。

朱熹之父曰松，字乔年，号韦斋。生有俊才，童时即出语惊人，少长，游学校，为举子，文即清新洒落，无当时陈腐卑弱之气；诗亦天然秀发，格调高雅，超然有出尘之趣，声闻于京师。然而，生活于北宋末年的朱松，已较多地接受了当代道学家文化的影响，尽管他诗名早就，却未尝以此而自喜，在他看来，诗文之昌，将去道逾远。他曾经用“鲜有轨于大道”的提法去批语唐代诗人，他宣称并强调诗三百的“思无邪”特征，似乎都寄予一个希望，就是希望诗与道结合起来，发挥诗教的功能，与天下国家、兴亡理乱相关。朱松的这个思想，以后便成为朱子文学思想的家学渊源，这是早在南宋时，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尤袤就已看出来的^[3]。

秀丽的江南山水环境，理学名家辈出的地方文化环境，加上理学文学均有建树的家学渊源，决定了朱熹一生学道的同时，也伴随着自始至终的文学活动。朱子幼即聪颖，甫四岁，已耳熟《左传》。五岁入小学，八、九岁读《孝经》《孟子》，至《弈秋》一篇，“未尝不慨然奋发，以为为学须知如此做工夫。”尝从群儿嬉戏于建溪之滨，熹独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视，若有所思。十一岁父出知饶州，旋请祠职，朱子受学于家，始读《大学》《中庸》。尝随父往建阳登高山，父书《昆阳赋》，畅说古今成败兴亡之事，以东汉刘秀率三千援军与昆阳绿林军里应外合，大破王莽四十万大军的著名战例，向朱熹灌输抗金爱国思想。十四岁父殁后，奉母居崇安县五夫里，从胡原仲、刘致中，刘彦冲三先生学，而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无所不读。年未冠，便喜读韩愈之文及曾南丰文^[4]。尝自言：“熹未冠而读南丰先生之文，爱其词严理正，居常诵习。以为人之为言，必当如此，乃为非苟作者。”^[5]绍兴二十年春，朱熹二十一岁，他回到老家婺源，乡人饮之酒，酒酣，座客以次歌颂，朱熹独歌《离骚经》一章，吐音洪畅，坐客竦然。可见，从青少年时代起，朱熹对前代骚人墨客声情并茂的文学作品，便由衷地喜爱上了。

朱熹的文学创作究竟始于何时，史无详载。《年谱》有谓：“婺源乡文人俞仲猷，尝得先生少年翰墨，以示其友董颖，相与嗟赏。颖有诗云：‘共叹韦斋老，有子笔杠鼎。’”赞美朱子少年书法笔力，却没有说明所书是诗是文，是转抄是自撰。然按朱子自言“年二十许时便喜读曾南丰文，窃慕效之”，又言“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云云，那么，朱子在二十岁时，便喜欢读诗读文，且有摹仿之作，是不容置颖的。但这些摹仿之作是否收进集中，却不得而知了。

今存朱子诗集共二十卷，集中有年代可考的是朱子自编成的《牧斋净稿》，所收诗作起于绍兴二十一年朱子二十二岁时。那么，朱熹的诗歌创作至少始于二十二岁，应当是确凿无疑的。然而这恐怕还是保守的估计。《文集》中，在《牧斋净稿》之前，还收有《远游》一首，《拟古诗》八首。《远游》篇表现少年壮志，豪气可掬，明显是青少年时代的抒情之作。诗中有“送子临大路，寒日为无光。……世路百险艰，出门始忧伤。……无为蹩屑者，终日守空堂”之句，虽不必落于实事，然所抒之情，似与士子出门求仕无异。如果这种设想不错的话，那么《远游》篇当作于绍兴十八年朱子十九岁时。

朱子一生七十一岁，而诗文创作达五十多年，存诗达一千一百五十首，这在宋代诗家中，也算得上是较多的一个。他的一生诗歌创作大体可分四个阶段：从19岁至27岁为第一阶段，进士及第，侯官五年，任官三年，这是他创作的准备阶段。从27岁同安县主簿任满后到50岁知南康军之前为第二阶段，家居崇安五夫里，奉祠食禄，讲学著述，优游山水，是他一生创作的高潮阶段。从50岁知南康军到53岁任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为第三阶段，籴粮赈灾，抑挫豪强，勤于职守，修白鹿洞书院，讲学授徒，游庐阜，题名胜，次韵奉答，一发于诗，是创作的成熟阶段。从53岁九月罢归崇安至71岁终老为第四阶段，营建武夷精舍，优游江南山水，遭伪学之禁，中心愤懑，情见于诗。

他的创作第一阶段从年未冠而登进士始，先是在家待职闲居三年，22岁应朝考授左迪功郎、同安县主簿，又等待两年，始得到任。他少年得志，却在漫长的候官岁月中消磨。《邵武道中》《古意》等诗表现了这种心情：“风色戒寒侯，岁事已逶迟。劳生尚行役，游子能不悲。”“不恨风月遒，但惜芳华姿。严霜萎百草，从恐及兹时。盛年无再至，已矣不复疑。”在郁闷之中，他曾到婺源老家扫墓，又数次畅游建安、松溪、政和、顺昌等地，寻幽探胜，广交学友，览物生情，抚节陈诗。他用秀丽的山光水色来涤荡沉懑的胸襟，“至乐在襟怀，山水非所娱。”（《读道书作》）“起望一舒情，遐眺豁烦襟。”（《即事偶赋》）在同安县任上，他用诗表达了“远宦去乡井，终日无一欢。援琴不能操，临觞起长叹”的寂寞心情。这期间，他恪尽职守，除主簿职内事务，还兼管教育，他竭尽全力，复兴修整同安县校舍，搜集藏书，延师讲授，完善学校各项设施及制度。他同时经常往来于泉州、南安、安溪等闽南地区，写下了《安溪道中泉石奇甚绝类建剑间山水佳处也》《留安溪三日按事未竟》《登罗汉峰》《登面山亭》《双髻峰》诸诗作。绍光二十六年，朱子27岁，同安任满，他在泉州等候移交，结识了泉州名士陈知柔、傅自得两前辈，结忘年之交。他们一同畅游九日山，“共踏空林月，来寻野渡船。醉醒非各趣，心迹两忘缘。”（《九日山夜泛舟弄月》）。这一阶段朱子诗作以五言古体居多，风格多类汉魏六朝，古淡自然，意气阔远。他在诗论上推崇《选》诗，可在这一阶段的创作实践中找到明显的痕迹。

朱子创作的第二阶段从同安任满到50岁知南康军，长达23年。这23年中，他屡辞官职，请求祠禄，先后得三监潭州南岳庙，复主管台州崇道观、武夷冲佑观。这种祠禄之官是根本毋须到任、毋须视事的闲职，因而这段时间他得以在崇安五夫里专事著述讲学。这期间，他完成各种学术专著十九部，诗文创作也出现了前所未有高峰，作诗近七百首，有《南岳酬唱集》《东归乱稿集》两部诗集，还有《归乐堂记》《通鉴室记》《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百丈山记》《云谷记》《拙斋记》等精美的山水游记散文，出现了乾道三年登南岳，淳熙二年游百丈山和武夷云谷两次创作高峰。乾道三年八月，朱熹为了和湖南张栻讨论“未发已发”等心性问题，携学生林择之从崇安启程，九月抵长沙。张栻师事胡宏，而胡宏亦即朱熹的老师胡宪之兄，师承本同一源，因而朱子与张栻抵足夜谈相与论辨，颇为相得。至十一月七日，张栻陪同朱熹等人发于岳麓，作衡山之游。他们一路观赏风景，一边赋诗联句，次韵互答。这里，再也看不见理学家的穷酸执拗，有的只是诗人的浪漫豪情，正如诗中所唱：“新诗诵造化”、“怀抱一生开”，“随处留情随处乐，未妨聊作苦吟人。”山光水色，月晓风清，激起诗思如潮涌，“撩得新诗续旧篇”。更加上“浊酒三杯豪气发”，因而，“已有经行到处诗”。从七日上山到十六日下山，十天之内他们作诗150余首，乃合而刊之，名为《南岳酬唱集》。归途中，由于心情舒畅，朱子与门生范伯崇、林择之一路奉和，吟唱不绝。至崇安，得诗二百余首，集为《东归乱稿》。这是朱子诗歌创作的第一次高峰。回到崇安武夷后，朱子继续讲学于屏山书院，诗兴未尝稍减。他时与门生学友分韵奉和，游百丈山、武夷山，登芦峰，览天湖，宴云谷，写下了《游密崦》《百丈山六咏》《云谷二十六咏》《武夷七咏》等诗。在芦峰最上头，云遮雾障，他诗兴浓郁，“因君好句撩孤兴，却恨云烟未曾收。”在将军岩上，他诗兴未尽，向友人保证：“明朝觅句酬珠玉，剩喜诗情却未阑。”回到家中，他继续“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华烛既屡更，诗肠亦频搅。”“走遍诸君诗卷中”，“万壑吟风午梦阑”。他有时也怀疑自己作诗是否走过了头，“诗篇眼界何终极，道学心期未遽央。”然而他终于还是想通了，“析句分章功自少，吟风弄月兴何长。从容泳叹无今古，从乐从兹乐未央。”在这一阶段，他的五古进一步成熟，五律五绝也多有发展，而七言绝句也渐渐显示出清新卓拔，韵味隽永的风格。

淳熙六年，朱熹五十岁时，接受了朝廷的任命，为江西南康郡守，从此结束了为期二十三年优游山水讲学著述的生活。他的诗文创作至此进入第三阶段。南康乃秀甲一方的山水之郡，南临鄱湖，北枕庐山，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朱熹是极喜山水之乐的人，三年之内，虽政务繁忙，如修复白鹿洞书院，救灾赈民等，不敢恣意游赏，但也忙中偷闲，有大量的山水之作。或董役卧龙，或行视陂塘，或议兴白鹿书院而寻访旧址，或奉同都运直阁而视事城郊，往往都有诗作纪其胜，正所谓“徘徊未厌诗书乐”，“风泉云壑助清吟”，治政与作诗两不误。至淳熙八年闰三月，朱熹因救灾有政绩，擢为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他于三月二十七日卸任南康，便如脱羁之马，当夜出城，路转庐山之北，宿罗汉峰。二十八日宿白鹿书院。二十九日登黄云观，度三峡涧，窥玉渊潭，憩西涧，饮西原，宿卧龙。四月一日过开先，宿归宗，二日浴汤泉，入康王谷，观水帘、宿景德观三日。五日下山至东林寺，七日始东渡湖口而归。姿情优游十日，作《山北纪行十二章》。这是朱子诗作的第二个高峰，存诗近百首。融汇于这一时期山水之作中的情感，虽然也不乏“乃适山水愿”的喜悦，“独有忧世心”的责任感，但更多更强烈的则是“误落尘中乘俗尚，却思洞里付真传。封章倘幸天从欲，便解铜符谢絷骞”的重归山林著书讲学的心愿。这一时期，诗体仍以五古为多，而各体皆能，渐去摹仿《选》诗之迹，学陶学柳学《选》诗，而能浑然一体，出诸自然。

淳熙九年九月，朱子53岁，辞江南东路提刑，回到崇安，他的“平生栖遁志，兹焉始坚牢”。他的诗歌创作亦由此进入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他在武夷山斋居八年，四受祠禄，中途曾知漳州一年、潭州数月，庆元初罢居考亭，建沧州精舍，旋遭伪学党禁之祸，他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仍不辍著书讲学，进行文学研究，留下了《韩文考异》《楚辞集注》《楚辞辨证》《楚辞后语》等著作，直至庆元六年溘然长逝。他这次重返崇安，没有回五夫，而选择了风景绝美的武夷山五曲之隐屏峰下，构筑武夷精舍。历半年而精舍落成，学友门人及四方学者接踵而至，聚会于武夷。朱熹喜作《武夷精舍杂咏》十二首，并撰诗序，极刻划描写之能事，详述此地山水幽深娴雅之美、游人深入其境的感觉及精舍的规模结构，不失为精采的散文。学者门人亦纷纷赋诗歌咏祝贺，诗人陆游亦寄来贺诗四首，宾主唱和，极一时之盛。淳熙十年，朱子又率门人学友畅游武夷，写下了极富地方民歌特色的《武夷九曲棹歌》十首。绍熙元年，朱子在漳州任上试行经界法，遭到官僚地主阶段的激烈反对，经界半途而废。第二年，他的长子朱塾不幸病逝，此后一度心绪不宁，很少作诗。庆元中，右正言刘德秀、大常少卿胡紘、监察御史沈继祖先后向宁宗皇帝奏请申禁伪学，指斥朱熹及其学友门人所创立的道学为伪学，列位居宰相的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和朱熹等59人入伪学党人籍。朱熹身受其害，罢了祠禄，高徒蔡元定被流徙道州，他的一腔悲愤也在诗中表现出来。《闻蛙》诗曰：“两枢盛怒斗春池，群吠同声彻晓帷。等是一场狼籍事，更无人与问官私。”又题《墨梅》道：“梦里清江醉墨香，蕊寒枝瘦凛冰霜。如今白黑浑休问，且作人间时世装。”愤懑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在《戏答杨廷秀问讯离骚之句》诗中，他表达了在这场严重的政治迫害中自己艰难的处境：“昔诵离骚夜扣舷，江湖满地水浮天。只今拥鼻寒窗底，烂却沙头月一船。”他的晚年诗作明显减少，从庆元初至庆元六年只存诗四十余首，大概是和“拥鼻寒窗”小心谨慎的处境相关的。友人将游庐山，他深切怀念当年同聚白鹿论学讲道吟诗的友人，很想致书问读，但又耽心牵连，“不敢辄以伪迹相污染也”，^[6]只好在诗中含蓄地表露：“遗君踪迹莽荆榛，曾把诗书为作新。今日总输吴季子，枕流漱石自由身。”

庆元六年，朱子七十一岁，写下了平生最后一首诗：《南城吴氏社仓书楼为余写真如此因题其上……》：“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按南城吴氏有伸、伦兄弟，光宗绍熙五年，尝依朱子之法作社仓于乡，以济百姓灾年之不足。时执教于县学之南城贡士包扬，为朱子门人，闻其事，乃致书朱子，且遣吴伦及伸子振至武夷，请朱子作社仓记。时“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乃为之书其本末，”作《建昌军南城县吴氏社仓记》。伸伦伯仲感朱子之情，为致景仰之意，乃为朱子写真。一年后，伦、振复来武夷，征朱子过访其家，匾其社仓书楼，且命诸子弟侄进学于熹，又出其族谱，索为校正重修。庆元三年，谱修成，朱子乃为作《吴氏宗谱序》。^[7]直至庆元六年，朱子揽镜披图，看着这幅十年前的写真图，更感到人生老境，余日无多了，因而写下此诗。诗中“残编”所指为何？前代学者或据黄勉斋行状所载朱子临终改大学诚意章事，而论为注疏经书。其实，朱子晚年所致力的主要是文学别集的整理编集。庆元三年前后，他校勘了《昌黎先生文集》，为作《韩文考异》十卷。庆元五年，又完成了《楚辞集注》，继又编成《楚辞后语》，撰写《楚辞辨证》。另据蔡沈《梦奠记》载朱子临终事：“初六日辛酉，改大学诚意章。令詹淳誊写，又改数字。又修楚辞一段。午后大泻，随入宅室，自是不复能出楼下书院矣。”由此可知，朱子一生学道，也一生作诗，至其晚年绝笔，仍以修改大学诚意章和楚辞集注为务，道与诗文，在朱子，其别复有几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