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文学的巨大贡献

朱熹一生以整理传统学术为任，开创了强大的理学思想体系。他的学术广涉哲学、伦理、教育、文学和历史，他不以文学名家，却在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留下深远的影响。他的文学也被后世广泛接受，传播久远。

朱熹的文学贡献主要体现于四个方面：一是他的文学理论，二是他的文学研究，三是他的诗文创作，四是他的文学批评。

朱熹在文学理论方面的建树非常广泛，包涵文道论、古文论、文势论、文体论、文气论、风格论、鉴赏论、诗论、作家论等方面，都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贡献。诸如文道论方面，他刷新了以往文道关系上的各种提法，使道文一贯的观点得到了详明的论证和恰当的表述；在文体论方面，他提出“文三世”、“诗三变”说，“文三世”说以世运联系文运，显示出从世运兴衰考察文体风格的思维定势。“诗三变”说体现他对文体流变实持衰变说，推尊骚体及汉魏古体，反对时文与近世俗体；在作家论方面，他全面论述了韩柳欧苏等古文家和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诗人，使古文家丧失了自豪的勇气。朱熹推崇平淡自然的文章风格，创作中强调品德的涵养，其间自有“天生成腔子”，也就是行文之法。他强调法度，也不反对自出新意，自铸伟词，只是要求“变而不失其正”。他标举平淡，却也不主张淡而无味，而是希望“枯淡中有意思”。

朱熹的文学研究集中于对文学名著的整理研究，留下《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三部重要著作，提出了极有见地的学术观点。如《诗集传》对赋比兴的解释优于汉唐学者，提出郑卫之音“淫诗”说。《楚辞集注》中，朱熹致力于“发明屈子之微意”，以屈原高尚的人格，自抒怀抱，寄寓他对无端遭受的政治迫害的抗争情绪，他的集注一方面纠正旧注逐句作注的做法，改以一章为单位来解析，无王逸附会穿凿之弊；另一方面注意到屈原笔下的比兴用得轻虚空灵，有多层次关系，不以直致而太迫。在《韩文考异》中，不仅采用古籍校勘的一般方法，更从文学的基本规律，诸如文势、文理、文体、文风以及韩文本身的艺术特征诸方面详加审度。他在出校文字中，留下了许多运用文艺理论和文学规律，以解决异文判断的精湛论述，为我们全面完整地研究朱子的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朱熹的文学批评理论也很丰富，特别是对古文家的评论。

他对先秦至唐宋的文学发展持衰变说，对宋代的时文和古文都持批评态度。朱熹对唐宋古文家有过较为深刻的认识和评价，一方面肯定他们文学方面的成就，一方面批评他们主于文次于道的倾向，对韩愈的批评尤其如此。朱熹指出韩愈主于文而次于道的总体倾向。肯定韩愈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历史功绩，同时批评宋人于韩文“知其力去陈言之为工，而不知其文从字顺之为贵”^[1]的弊端。他论欧阳修等古文家便有一个基本观念：以文自立，因文得道。朱熹对王安石变法是基本肯定的，而对王安石学术是基本否定的。对王安石之文晦涩新巧提出批评。在论宋代古文家时，朱熹往往欧王曾并提，虽分论各有同异，而最推崇者为曾巩。他认为曾文“质而近理”，即内容充实，议论平正，文字依傍道理做，不为空言。认为曾巩文峻洁平正，气脉浑厚而有法度布置。朱熹对苏轼学术提出过最严厉的批评：说苏氏学术的实质是“儒名而释学”。对苏氏之学害道的性质，看得比王学更为严重。也指出苏氏蜀学之弊的原因是学不知道，也即不能将圣人所规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通过学习而内化为自己的行动，以保证设心造事、学问文章永远立于正道。朱熹对苏轼文学成就却有很高评价和肯定，也包含有不同程度的批评。认为他能发明义理与抒写性情。又批评苏轼语言风格“华艳处多”，“伤于巧”。对东坡之文“初无布置”而“里面有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朱熹的诗文创作也成果丰硕，有诗歌1100多首，文集100多卷。清代纪昀曾说：“人各有能有不能，文公不必更以诗见也。”^[2]学者们都注意到朱熹作为理学宗师的地位迅速崛起并不断上升，终于掩盖了他文学家的声名。在历史上，因一方面的成就突出而掩盖另一方面成就的不只朱熹，如范仲淹的文学成就为其政名所掩，欧阳修的经学为其文学所掩等等。朱熹一生忙于讲学、著书以及从政，理论上一直处在学道与吟诗的矛盾中，但他从幼至老一直都没有断绝吟咏之事。他认为：“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至其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3]反映了朱熹真实的心态。朱熹的诗作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是属于反映他的学术造诣的哲理诗，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他对道德修养的见解以及治学方面的体会。他的咏怀诗往往直抒胸臆，又含弦外之音。集中山水诗最多，也是最有艺术特色的部分。登山临水时的舒畅自放，心胸开阔、潇洒自适的情怀在其诗中尽情的表现。这类诗风格各异，异彩纷呈，或沉郁凝重，气势恢宏；或联想奇妙，含蓄隽美；或情景交融，妙趣天成，散发出山水的特殊韵味和芬芳。朱子的散文偏重于实用的社会功能。作为政治家，他要用散文来议政；作为理学家，他要用散文来论学；作为教育家，他要用散文来讲学。南宋时，散文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最切实用的文体，举凡序跋、书信、碑记、墓志等，无往而不用散文。清人洪亮吉说：“南宋之文，朱仲晦大家也。南宋之诗，陆务观大家也。”^[4]他的学术论文中都有很多好作品，而富有文学意味的则是山水游记，如《云谷记》《百丈山记》《卧龙庵记》都极精美，置于唐宋八家中毫无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