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脉和它的“脊梁”

　　李瑞环说：“我个人看，中国的未来，如果不在西北作大文章，那么若干年以后、五十年之后、一百年之后，中华这个民族、中国这个国家就会很困难。”“如何把西北的水搞多，如何把西北的水用合理，我看是西北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钮茂生（水利部长）说：“引大工程水利部想都不敢想，但甘肃做到了，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历时18年、投资巨大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引大人秦工程总干渠今年10月中旬要通水了，这无疑是甘肃历史上一件激动人心的盛事。谁人顶梁又立柱，其间甘苦又有谁人知？以下是记者为期一周的采访纪实。初见“二总”“引大”指挥部在兰州城以西五十多公里的永登县，其单身食堂里共有六张桌子，右边两张桌子通常是自己不带碗筷的指挥部“高级领导”和外地来客就座。我就是在这其中一张桌子上吃饭时，见到了这位精神矍铄的老者。他就是我要采访的“引大”指挥部书记、总指挥韩正卿。他边吃饭边跟另一人谈着因35号隧洞前有个渡槽的地基不放心，明天要一起去看一下的事。我已知道那另一位就是“引大”总工程师张豫生。

　　当韩指挥听说我准备“写写他”的时候，随口说出的是一个顺口溜：“不是谁的本事大，改革开放现代化，省委省政府的决心大。”经我一再请示，他们决定明天早、晚各给我。

　　晨见韩正卿

　　第二天早晨，我如约走进了韩指挥的办公室兼住处。这是一个最普通的单间，门的左侧是一张床，靠窗子是办公桌，其余的地方就勉强放得下一对沙发和一个书柜了。我真不相信这就是一个副省级干部的住处兼办公室。

　　我知道，从当东江公社书记时他就想办法修水利，后来在民乐县任书记时修了几座水库。在定西地委，官川河流域治理和兴堡子川灌溉工程都凝结着他的心血。所以当他问我“谈什么”时，我向他提出想了解一下他本人在本项工程中的作用。他说：“还是那句话，不是谁的本事大，改革开放现代化，省委省政府的决心大。"之后，我们的谈话就基本围绕这三句话。

　　我省现有耕地700-/0是山地，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从古至今，干旱多灾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威胁。有水之地一片绿洲，百业兴盛；无水之处，满目荒漠，人迹难至。处于中部地势平坦、连片集中的百万亩秦王川地区，年均降水量只有285毫米，蒸发量却高达1888毫米。农业始终是甘肃的主业，水利也永远是我省的命脉。基于此，省上于1976年决定上马引大人秦工程，目的就是把黄河支流——大通河的水引向永登、皋兰县腹地秦王川。

　　我们国家缺钱，这是个现实。尽管“引大”不但是甘肃省的重点工程，也是水利部和国家重点水利工程之一，但钱这东西，毕竟不像命名那么来得容易。资金是始终制约工程进展的关键。按1985年物价预算，工程造价10.653亿元，按物价平均涨幅，到1997年，预算少说也得翻番。我国不可能在短短几年里为一个工程投资20几个亿。而且，1986年以前，盘道岭隧洞平均一年进尺300多米，按此速度计算，光一个15.7公里的盘道岭就得四十到五十年。拖一年光花费就4000万啊。

　　所以，筹集资金和加快速度成了“引大”第三次上马后领导班子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

　　所幸的是，随着改革开放，问题在不断地解决之中。

　　首先，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成了可能，虽然费了周折，还是争取了1.23亿美元，解决了预算的45%o-般人不大了解，这种贷款既有保证又划算。只要每月能保证完成当月计划进度的45%，1997年起，40年还清，利息比国内贷款低十几倍。这是一个典型的“借鸡下蛋”，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是绝不敢想象的。

　　其次，速度从何而来？我们的指南针曾帮助欧洲人完成环球航行，印刷术在欧洲文艺复兴中起了大作用，那么，我们就为什么不能利用国外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管理方式呢？1985年，经省上努力准备，国家计委批准同意采用国际招标的形式，与日本国（株）熊谷组签订了承建盘道岭隧洞合同。从此，打开了“五国十七方”会战“引大”的局面。果然，盘道岭这个卡脖子工程在五年之后就开通了。

　　在谈到引大精神“三动一奉献”中的“动感情”时，韩正卿这位农民的儿子，仿佛在翻一本旧帐：1876年左宗棠给光绪帝上书，“陇中苦瘠，甲于天下”，民国时期这里更是饿莩遍地、民不聊生。1973年宋平书记向周总理汇报这里的情况，总理流了泪，开始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扶贫救助，一时间这里人民“吃的救济粮、穿的黄衣裳”o但光输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必须造血。1976年，引大工程上马。尽管按军事编制的8600多民工在四年奋战中出尽了力，流尽了汗，但进展甚微。“看到这么多人尚在温饱线上挣扎，说实话，我们心里不好受啊！”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引进资金、引进技术，才使引大通水变成了现实。事实证明，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没有解决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解决了。他严肃地说：“这是个总前提，你必须记住。”

　　采访必须尽快结束，原因是王副指挥来找韩指挥商量事。我最后请韩指挥为我报（《甘肃广播电视报》）“农村专版”题个名，他欣然应允。这当儿，我跟王副指挥谈了几句。他说：“韩指挥这个人只知道干，要总结嘛，大概‘扎实认真’四个字最合适。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实干、实践。你看，虽然他还有政协副主席和其他职务，除非有重要事才回兰州，一般长住这里。总爱往工地跑，一下去又爱往洞子里钻，每个细节必须亲自弄个明白。前一阶段，他的秘书直说有点陪不住了。”

　　夜访张豫生

　　走进张总工程师的办公室兼宿舍，仿佛置身于地图的世界。除四周墙壁挂满各种地图，桌上、书柜、床上全是图纸。他对这图上的每一个点、线、面、数字、标记、颜色都像贪婪的守财奴如数家珍：这项跨流域调水的大型自流灌溉工程86.95公里的总干渠，光隧洞就33座，75.14公里，简直就是由隧洞群组成的地下长河。

　　工程第三次上马，张豫生就任总工程师。在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对盘道岭工程再次勘查论证时，清华大学教授说：“你们遇到的是世界性难题。”水利科学院的研究员们则认为像这样的地质条件，埋深（即隧洞底与地面的高度）超过250米就干脆不能打（盘道岭的最大埋深400米）。身为技术总负责，张总处于两难境地，心理压力十分大。如果向上级汇报了这种情况，工程就很可能第三次下马，似乎辜负了什么；如不汇报，将来真的打不通或死了人怎么办？经过几天几夜的慎重考虑，他建议组织一批省内老前辈作进一步详细论证。最后统一认识，决定不向上级汇报，继续干下去。

　　没有改革开放，这些外国人不会带着先进机械和管理经验来到中国工地上，但来到中国工地上的外国承包商，除挣去了中国的钱之外，免不了要还中国人几分傲慢。他们心存成见：“如果中国人能干得了，何必请我们来？”这种尴尬的难堪事只有用科学和责任心去解决。在一次巡回监理中，张总工发现日本承包商对隧洞一处断层破碎带没有衬砌，这在技术上是不允许的。经进一步查看，凭经验，他觉察这里很快就会塌方。按照合同，类似这种塌方造成的损失由承包商负责，但张总工还是提出警告：必须在今晚十二点之前衬砌。日方对此不以为然，反而以“水泥不够”为由试图把可能出现的后果推给中方（按合同，原材料由中方供给）。张总工赶快给指挥部物资处通知，无论如何今晚要送来20吨水泥。尽管时间紧张，水泥还是按时送到了。塌方果然在当晚就发生了。第二天，日本人向张总工表示了道歉，坦白要水泥只是借口。光清理这15米的塌方，日本承包商就花了5个月时间。从那以后，双方关系好处多了。合同是死的，但执行合同的人是活的，没有丰富的经验、渊博的知识和一份无私无畏的责任心，你的对手会有无数的空子可钻。类似的事件张总还解决了不少。

　　问起生活情况，这位在西北水利事业上呕心沥血了三十年的福建人竞说：“我这个带套间的办公室本应是韩指挥的，但韩指挥见我有病，叫我住进来，多少有些惭愧。”

　　张总工有心脏病，当时甘肃省水利厅跟他谈的是调来干两年，带一下年轻人。但遇上了韩指挥，“敢于比较、敢于决定、敢于支持的工作作风”使他觉得干着痛快，在退休前能干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心里也满足，所以，一干就是八年。

　　这八年，他的感觉只有一个，那就是累。这里和设计院不一样，需要当机立断，今天上来的问题明天就得有答复。没有一次他能在晚上12点以前睡觉。心脏病也由原来的几年犯一次到现在一年犯一次。我才发现，他坐在那里显得那么憔悴。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引大”“二总”——把自己无条件支付给命脉的脊梁。我真不知道该说他们伟大呢还是平凡呢！